4月上旬看完了彼得·海斯勒的三本书《寻路中国》、《江城》、《奇石》，作者在中国还有另一个名字：何伟，还有林达的一本书《历史深处的忧虑》。

对照着看很有意思，一方是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一方是中国人眼中的美国。之后看完美国系列的单独写一下，这次只写这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

这个系列带给我最大的触动：离得远一些看自己。

即便一直像我所说的「人是所经历的一切经验的产物」，但是距离太近往往看不清楚自己。看这系列的书让我尝试着一点一点解析自己的经验，一切都有迹可循，一切都是一些共同因素作用的结果。

政治启蒙

比如自己爱国主义的启蒙，形成和如今与主流的格格不入。

回顾自己的生涯，有记忆开始就差不多上学了，所以前20年的政治启蒙基本是由学校完成的。对上一代来讲，很难让他们去给我说些不一样的，因为他们脑子里被不断地灌输的就是共产主义思想。

大学时代政治意识开始有了变化，可能是因为我学习了计算机，也可能是我的舍友带我看了新的世界，也可能是图书馆那些没人翻落了灰的书，使我可以远远地看这一切。

其实我们也有自己的民主——无声无息地容忍政府。人们的无声顺从也是他们的选择，我们选择了不做任何选择，这是我们实现民主的方式 。

作文

近几年来一直非常费力想摆脱的经验是：「抄袭」。因为我之前写的东西总是想不自觉的抄袭别人的段落和思想。思想是二手的，甚至语言和文字都想通过二手的来代替。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似乎生活也变成了二手的。

高中时中国去香港买奶粉被香港人骂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我有一次突然脑袋一热，就用这个事件在月考中写了一篇议论文，表达我对这个事件的看法，当然当时是极不成熟的，核心思想是：大陆给香港贡献了这么多，香港人不感恩反而倒过来骂我们，香港人就是欠收拾。这本来是一个让老师反过来批评我让我更全面认识政治的机会。但是语文老师毫不留情的给我打了不及格，评语是：作文不要涉及政治。

所以我对政治课越发没有热情，其实所谓的「政治课」和正经的政治也没什么关系，现在想想每一句话也没记住。

也是让我在解析过程中感到矛盾的地方，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不可以抄别人的作文，一旦被发现后很严重，当然这样的抄袭是原封不动的抄过来，但是稍微一变化就可以得到很高的分数，比如稍微点一下作文命题。所以我从中得到的经验是：我高中时代从中国青年报上找到一篇不错的文章，背的还很熟，在高中下半段几乎所有的作文都用这篇文章改来改去。

老师因此很高兴，因为我的每一篇都非常契合主题，在高考的时候即便我的字非常的丑，我还是得了史无前例的高分：因为这个老师从来没看过我这篇已经写过几十遍让我有些恶心的文章，他觉得很好。所以我考了史无前例的高分，让我得以进入一所不错的大学。也让我有些难过，我在“学业”上的成功竟然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我得到的教诲就是模仿范文、抄抄写写、不加质疑地接受，而我们的老师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也让我不得不遵循着实用主义：对以及有益的，自己关心的，才是有用的。当然也让我对自己手里拿到的筹码有清楚的认识，从不奢求更多。

农活

如果我是一个城里人，我也许永远无法体会到农活有多辛苦。

之前以为理由当然的辛苦拉开些距离却显得不那么自然了，比如初中国庆放假中秋节当天，城里人可能已经阖家团圆了，我和我爸却还在地里往三轮车上捆玉米秧子，那会儿却觉得别多么委屈；比如半夜被我妈叫起来，因为母牛下小牛难产，必须人用绳子把小牛的腿捆起来，从母牛的肚子里拽出来，拉完小牛后然后我又直接去睡觉；比如一次收玉米下雨了，三轮车进不了地里，我们一家四口必须把玉米从地里装进化肥袋子中，然后再一袋子一袋子从地里扛到地稍微硬一些的道路上。

所以从小就觉得节约钱是理所应当的，没人替你去体会为了挣这些钱的痛苦，导致我现在是个没什么物质欲望的人，一切能过的去就好。

至于我父母那一代更是白手起家，来自外地举目无亲，一切都得靠自己。我妈说年轻的时候有多穷，我爸生病的时候我姥姥让我妈拿几颗鸡蛋回家给我爸吃，我爸妈都舍不得吃，把这几颗鸡蛋换了钱。

所以对于那些把贫穷想的太美的人，我从来是微笑着看着他的——对一个没有体验过贫穷的人，这是最善意的表达。

即便我出生之后的时代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谈论钱，但我并不觉得他们和自己有多贪婪。如果和别人吃饭，大家总是抢着付钱，哪怕囊中羞涩。

但即便如此艰苦，农民在整个城镇化的过程中仍然是受到伤害最多的群体。

在农村，个人不能对他的耕地进行买卖或者抵押。他也不能把自己的住房用来作为贷款的担保。对他们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可以长期租用土地。不过，他们租用的土地依然属于村集体组织。如果某个开发商来到某个城镇，村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力——任何个人都无法反对出让土地，或者协商到更高的售价。法律给城市和市镇赋予了权力，他们可以凭借着“公共利益”的名义，获取城市周边的任意一片土地。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城市用地可以任意扩大。当各个城市把这些耕地购买过来的时候，他们支付的是被人为地压得很低的固定价格。这样的买卖行为都是由村委会进行的，他们本应该赔付那些失去了土地的村民，但他们中存在的腐败行为常常把这些资金吸得一干二净。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城市面积的迅速扩张，这样的掠地行为十分常见——据估计，从1990年至2002年，全国失去土地的农民总数达到了六千六百万。农村的制度新旧结合，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并存。革命成功半个世纪之后，农村的土地改革已经取得了成效，只不过跟当初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

城市对农村的伤害已经有很多人做了研究，每个人的研究都让我不由自主的觉得出生在农村就是原罪。

“傻子“

看到魏子淇的傻子大哥，不由得想起我的亲大舅和一个远方的哑巴二舅。

傻子是魏子淇的大哥，生于1948年——是共产党执政的前一年，也是中国北方内战正酣的一年。那是个艰苦的岁月，也许是贫穷导致了傻子的弱智。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缺碘：如果孕妇不能摄入足量的碘，那她生下智力缺陷小孩的可能性就极大。目前，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以保证农村地区广泛使用碘盐，类似的出生缺陷已经十分罕见了。不过，上一辈人中还是有一些智障人群，让人想起中国曾经经历过的贫困，而且我在驾车穿越中国的路上经常遇到这样的人。很多村庄都有那么一两个人存在智力上的缺陷，当地人普遍把这样的人称作“傻子”。

他们正是那个年代的人。正因为我家里有这样的人，所以我从来不会对他们这样的人带有些许的不耐烦。因为只有他们才可能最轻易的把最好的给你。

小时候男孩子们经常打架，每当有其他小男孩打我的时候，我大舅如果看到了就会追着打他们，然后带我回我姥爷家。我妈说我大舅因为上山割草太辛苦了，在山上自己大哭。他也会难过，也会保护自己的亲人。但他死后坟却不能和我姥爷姥爷的在一起。

哑巴二舅是我小时候为数不多的玩伴之一，大年三十他总会来我家和我一起打扑克，即便他说不出话来来，可是打起扑克来可是很厉害——当然比我还差一些，谁让我抓周的时候就拿到的是扑克。

我妈一次街上碰到哑巴二舅，和他说下午要去地里除草，让他帮着一块儿去。我妈下午去的时候，哑巴二舅已经把我家的地锄了一半。就是这样善良的人。

我妈对待他们的态度对我们一家人的影响非常之大。哑巴二舅活着的时候，我嫂子让我侄儿子把蒸的包子给他送过去，我侄儿子就满大街的找他，找到他把包子送给他然后赶紧跑回去吃饭。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边缘的人群，没有话语权，没法说出自己的想法，却是构成我们整个社会底线的一部分：我们怎么对待他们，也是怎样对待我们自己的人生。

所以疫情中有人说放弃老年人，放弃边缘人群，那也许就是放弃了我们的底线。我们永远不能因为一个群体没法说话就剥夺了他们生存的能力。

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决定了我现在是否在这个世界上。我和我哥差了9岁，本来按照政策我是不能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但是突然又可以生二胎，我才被生下来，我们那里似乎都是这样的，老大和老二差了好几岁。

当时留下的诸多后遗症比如现在婚龄男性人口将比婚龄女性人口多出三千万。很多社会问题不是说现在突然出现的，但是大家可能只是看着事件本身。

公共事务

所得到的经验是要尽量少的掺和公共事务，导致现在即便自己遇到了什么不公，也不会诉诸政府，除非走投无路，当然那时可能也没什么用。

又反过来作用着我们，因为我们对政治的漠不关心，所以在遇到更大的问题时我只能哀叹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为力。

这一切其实也并不是说共产主义的建立带来的，毕竟共产主义的建立基础也是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形成的社会模式维持了几百年上千年的时间。

导致了我们更习惯把难以解决的问题最后用“墙”来解决，似乎我们很包容，但是又很排他，我们建了长城，我们建了互联网的墙。

我们又把自己关了起来。

这个世界会好吗

我经常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每年都不一样，我现在似乎觉得似乎会好起来的。

即便一切显得很脆弱，但是我们仍然有经历过无论多么不可思议的事件后的人民，我们仍然会延续我们的历史。尽管现实的事情有时候依旧令我心烦，但我渐渐放过了自己——在中国没什么东西会永远持续，唯有真实才是永恒的。

对于像我父母那样的大多数人，政治是可有可无的，我们只是希望能好好过日子。很多美国人觉得我们这里存在人权问题。

实际上，我们才懒得去关心那么多呢。我们只关心吃饭穿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