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和赫胥黎谁对了
2020-03-19
这篇文章其实本来是不想发出来的,近几年的一些事让我不由自主的觉得,我们离再一次文革还有多远?发这篇文章也就代表着有被清算的可能,其实是有风险的。
管他的呢。
本文是如下几本书的读后感。
- 《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
- 《1984》乔治·奥威尔
- 《美丽新世界》阿道司.赫胥黎
- 《我们》尤金·扎米亚金
- 《动物庄园》乔治·奥威尔
- 《永久记录》爱德华·斯诺登
- 《没有思想的世界》富兰克林·福尔
- 《童年的消逝》尼尔·波兹曼
- 《技术垄断》尼尔·波兹曼
- 《单向街001:最愚蠢的一代?》
- 《单向街002:先锋已死?》
- 《单向街005:反智的年代》
- 《单读07:旁观者之痛》
- 《单读09:耐心》
- 《单读10:焦虑的年代》
- 《单读11:联结/断裂》
- 《单读12:创造力之死》
- 《单读13:消失的作家》
- 《单读14:世界的水手》
- 《单读17:人的困境》
- 《单读20:新新新青年》
看着个系列的书是因为去年读了谢益辉和辉格的两篇文章。
娱乐至死了吗?波兹曼错了吗? - Yihui Xie | 谢益辉 http://headsalon.org/archives/5508.html
辉格的观点是:
自尼尔·波兹曼的出版30年以来,历史已经证明他完全错了,乔治·奥威尔才是对的,自由的丧失,从来都是从信息源的剥夺开始,而这一剥夺必须依靠强制才能做到,动物庄园的建设者们,无不视新媒体为大敌,必欲除之而后快;不幸的是,今天仍有众多像卡尔这样的人,一遍遍拾起波兹曼的牙慧,以愚昧大众拯救者的姿态,攻击他们刚获得的新自由。
谢益辉的观点是:
娱乐是否至死,现在还言之略早。再等几年,它的恶果应该会更明显了吧。现在我们看到的拖延症和普遍焦虑就已经够糟糕了,这锅该不该娱乐和媒体来背呢?我觉得它们得负大部分责任吧。如今的电子信号时代比波兹曼谈的电波信号时代(电报、电视、收音机)强大太多了,完全解除了娱乐的所有物理限制,并持续解除我们的心理警戒。且看我们是否会加速娱乐至死。
起初我是不知道谁是正确的。换个场景,如果我只看到了他们两个人文章中的一篇,我认为那个个人说的就是对的,我如果看不到相反的意见,我的“偏见”就产生了。
然后我决定花一些时间来想一下我自己的观点是什么。起初我是想在搜索引擎以及社交网络上找答案,可是情绪化的碎片太多了,这也是令我非常难过的原因。我觉得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理性倾向。这并非本性,它更多的是反对批评、鼓励集体思维的政治和教育制度的产物。而缺乏对思想的热爱,缺乏争辩本身所带来的快乐,缺乏虽刺耳却不无理性的异议。我们想做什么却无能为力,现在这个社会连愤怒都能吸收。(愤怒的吸收如李文亮事件)
想到现在我觉得我所处的环境既有1984的影子又有美丽新世界的影子,趁我们还没有完全进入的时候,在我们最重要的习惯和价值观被彻底改变之前,我们需要分析问题,看看如何避免进入。哪怕改变不了什么,至少自己不被改变。
至于黄章晋的这篇文章,我实在不敢苟同。
「这些人是把大把时间浪费在了游戏上,那是因为这些人的时间不值钱,没错,他们的时间和生命没有任何价值,他们活着没有成就感,没有生活乐趣可言。只有我的游戏,才能给他这些他没有的东西。这样的人,其实应该感谢我们,是我们给了他幸福感。」
他们所谓的没有意义,并不是他们本身的没有意义,而是这个社会赋予的无意义。我们不从源头上解决赋予无意义的问题却质疑结果无意义,也令人难过。
下面是一些中间过程的想法,不是很成熟,也会是会变,没什么章法,但希望有人能理性讨论。
人和社会
讨论这些其实又涉及到我们认为“人”是什么以及“理想的社会”是什么。精力有限,没时间认真想。但是据我接触到的人来看,每个人对“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人不是一个单一因素形成的,人的思想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公式。比如对有些人来说,幸福如此简单,无非是对着送过来的汤勺不断张嘴;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如此复杂,需要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由于运气和能力,也许耕耘未必能带来收获,但是恩赐来的幸福和捕猎来的痛苦之间,你选什么呢?
我觉得理想社会的最高目标,是让每个人的能力都能得到自由发展。前提是社会要为个人创造独立、批判性思考的条件。只有形成了个人意见,才有可能公开辩论;而个人意见的形成需要尝试思想、抛弃思想的自由,而不用担心隔墙有耳。有的意见需要勇气,也有的意见可能会让我们越界,变得不可容忍;如果我们认为自己被监视了,那我们让自己的思想朝着这类意见散漫发展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我们会委曲求全,改变想法以取悦监视我们的人。没有自由思考的私密空间,思想就会窒息。
接下来的几年,我会仔细考虑理想条件下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和理想中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现在没有这个概念。
语言
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我们使用一套话语体系,实际上就是在默认这套体系背后的思考逻辑,这套逻辑在代替你思考。
我之前意识不到,自己讲很多互联网用语这些话的时候,没有真的在“自己”讲话,是这套话语体系让你这样讲的,你没有真的在思考,是这套话语体系让你觉得自己思考了。这就是真正的可怕之处,你在一套熟悉的话语体系里简单快速地将所见的一切人一切事物快速分类,感觉无比清晰畅快,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觉得自己慧眼如炬,英明极了,没有什么灰色地带,没有什么搞不清楚的,一切都很简单明了,甚至觉得别人蠢,他们就不能这样快速做出判断,不能像这样管中窥豹。 可是真实世界就如此清晰明了吗,真实世界就这样非黑即白吗?
每一个大喊着“带节奏”、“洗地”、“造谣”的人,如果让他们马上解释定义这三个词,我感觉他们甚至都讲不清楚究竟什么叫带节奏、什么叫洗地,怎么样的算造谣,但反之,一旦你把这三样的判断标准越定越高,你会觉得世界越来越简单,我不喜欢的三观就是带节奏,替我不喜欢的人说话就叫洗地,有一个数字不精确那就是造谣。
互联网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 里提到的“全景监狱”概念,这个概念被很多人用来比喻成互联网时代――在监狱中,监视者身处中心位置的暸望塔,能够观察到所有的动静,而犯人看不见他们,他们只能假定监视者的存在,就像人们无从知道自己的互联网隐私是怎么回事。
我作为互联网的从业者,了解互联网更多一些。我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每天面对的互联网是一个反乌托邦的隐喻。它既像一九八四,记录行为和信息,又像美丽新世界,让我们放弃了思考,快乐而不自知。
互联网让一部分人失去了认真的能力,并且认为严肃思考是件滑稽的事。它似乎正在为人们总结出一套即便人们什么也不懂,但是仍然可以对任何事情都讲上两句刻薄话或者是写出些诗意的句子,以此表示自己随便一学也能全明白的方法。在人们思考之前,它首先摧毁了注意力。
比如这些文字除了我自己很少有人会认真的看,因为思考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很滑稽的事,或者有人会简单扫一眼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
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把一些智力活动外包给互联网公司,由那些公司来告诉我们该学什么,该关注什么话题,该买什么东西。这些公司侵入了我们的生活,但它们也会用圣西门和孔德阐述过的论点来为自己辩护:它们的入侵给我们带来了效率,它们在给人类生活带来秩序。
互联网隐私
举个例子:如果有个人想要骗财或者骗色,他从网络上获取你的各种信息,伪装成你喜欢的那个人,他和你有一样喜欢的颜色,匹配的星座,三观是如此的一致,甚至他的容貌都能微整成你喜欢的样子。这样的生活你喜欢吗?
不幸的是他不会骗你一辈子。而互联网公司正在扮演这样的骗子,你自愿给他们你的所有信息,他们瞄准的是你的时间和你兜里的钱。
算法
计算机科学家有句行话,说的是算法如何不停地寻找模式:它们折磨数据,直到数据招供为止。不过这个比喻也有未加审视的隐含意义。数据就像酷刑的受害者一样,审讯的人想听什么,数据就说什么。
这个走向非常可怕,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一行的人来说。如果算法能重现创作过程,那就没有多少理由还去培养人类的创造力了。如果电脑在转瞬之间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创作出看起来一样好的作品,那又何需还为曲折低效的写作或绘画过程费尽心血呢?如果高雅文化可以既丰富又廉价,那又何需培育高价市场呢?人类的努力在自动化面前从来都是螳臂当车,创造性工作又哪里会有所不同呢?
人的意义还在哪里?
互联网孤岛
社交了创造了两种蜂群思维——每个蜂巢里都总有个蜂后;每个蜂后所在的生态系统,都在培育点头附和,处罚不同意见。在智力上,蜂群思维让人丧失能力,我们从虚构中区分出事实的能力正在消失,我们的偏见让我们一味地党同伐异。网络的力量非但没有让这个世界连为一体,反而让这个世界越发四分五裂。
最后
面对上面说的,普遍反应之一是听天由命——科技进步势不可当,年青一代也在转变习惯,对此只能以宿命论待之。批评这种变化或许有点儿像大挥拳头,虚张声势,或是站在历史的大道上螳臂当车。俗话说得好,最好看开点。最好是接受并充分利用环境,在激流中步履稳健。
但我觉的,存在更好的选择。
我希望只要我们选择,我们仍然可以自由进入沉思默想的生活状态——选择读什么、买什么,选择如何休闲、如何自我提高,放弃空洞的诱惑,保留安静的空间,下决心努力成为自己的主人。我们在面对突如其来的伤害时可以say no,我们可以有尊严的过完这一生。
附戴锦华老师访谈录的一些话
- 每个人都忙于建立自己的欲望和风格系统,渴望成为伟大的自由精神的分身,而不关心别的,任由历史、新闻、社群、邻里成为次要的事,有时甚至连家庭作为最小单位的集体,也都成了个人的负累。在表面越来越无限的今天,每个人的内心却退回到一个越缩越小的世界。孤独感泛滥,许多积郁无法纾解,似乎又回到八〇年代《中国青年》的深沉一问,“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只好用狂欢遮掩两难,用反讽喂养虚无,用自嘲抵消自恋。
- 随后几年,在资本与技术的推动下,变化陡然加剧,20世纪被迅速抛弃,携带着那些富有总体性、先锋精神和血腥的偶像们,成为过时的遗产,成为封死的雕塑。而“自我”被实现出来,个人欲望成为最大的正义,每个人都开始展示自己。精英的特权在名义上陨落了——尽管实际上权力转交给了另一部分精英,偶像的意义也被改写,他们仅仅作为个人的延伸,成为彻底的被观看和模仿的对象。世界像一座福柯(Michel Foucault)意义上的动物园。
- 和这个过程(大众与精英失联)同步发生的是,我们的想象和实践也失联了。我们的言语求美,行动失真,我们批判别人,纵容自己,我们不断索取,拒绝牺牲,我们惯于存异,放弃共识。我们任由潮流冲刷我们,还要向它送上光滑的右脸。这也是20世纪的债务吧。现代主义以来的理论工作高度抽象化、隐喻化,让生活与艺术分开,最终丢失了生活。在六〇年代世界性的反叛运动中,人们也是因为局部社会的激进,忽视了生活本身强大的保守的惯性。
- 理想还可能吗?寻找反叛和另类力量的努力失败了吗?人性有什么新的含义?共同体呢?现代性的历史已经走了自身的极限?还有什么新的思想资源?而作为个体,人生的极限又在哪里?是爱吗?还是革命?新的历史主体在哪里?
- 另一个原因是新媒体。这无疑是这时期文明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问题是它完全为资本养育、为资本掌控,天然亲资本。于是,资本无国界、甚至是跨国界流动,同时携带着由它形构并不断变幻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和生活内容。它在迅速地冲毁、重绘、变形的同时,封闭了抵抗或反思的可能。因此,这轮技术革命快速重塑世界,“全然未经讨论,几乎未遭抵抗”。陡然获得了“自由”与“自足”的宅男宅女们,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密度,被绑缚在或自我绑缚在空前巨大的全球系统与网络之上——尽管人们未必不知道,这系统是何其脆弱而且充满漏洞。当然这其中有更多、更复杂的因素,但资本巨大的甚至无需人格化的力量的君临,让任何另类的出路与选择都无处可寻,这无疑是其主要动因。
- 不仅是哲学与科学的“何谓人”,而且是社会与政治的“何为人”。今日地球上的七十亿,有多少人有资格做人?有多少人过着人的生活?在“暂时坐稳的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选项之间,人的选择何在?这些问题都已老迈,在今日的时尚中,显得十足矫情,但也前所未有得真切。
- 我说自己没有受到情绪上的冲击,因为我拒绝陷于无力、无助,拒绝时代的流行病:犬儒。我自己的生命曾不断地、间歇性地陷于犬儒基调,在类似基调当中,最积极的态度也就是作壁上观,我是观察者、描述者、记录者,最多是思考者。但今天我尝试做出更积极的回应,既然一切在变局中,那各种可能性就依然存在。因此我高度评价《雪国列车》(Snowpiercer),更多不是在电影艺术上,而是在社会文化上。在影片“老旧”的结局部分,我喜欢其中的对白,大意是:这儿有一扇门,因从未打开,你就以为它是墙。加上我的理解,被墙围住的地方一定有门,不过门可能被锁起或锈住,也许打破了墙便是门,就像划去镜子背面的涂料,它就会是窗。打破墙,你可以走出去,别人可以走进来,一扇窗便不是用来照见自己,而是可以望出去,与别人彼此看见。
- 第三世界研究的这个段落,令我开始明确自己的工作层面,一是思想层面的工作,可能会被称为“纯学术”,一是我称之为文化战场的层面,在公共论域发声、发言。我丝毫不以为我可能与资本博弈或对抗,我只是想发出一点不一样的声音,谁会倾听、有何意义,不是我所能把握的。从根本上说,这不是一种对抗,我并未在这个文化战场上想象任何阵地战,我只是展示不一样的表述或者逻辑,进而,展示某些不一样的可能性。第三是某种社会介入,我选择作为各种各样的志愿者,去加入我认同的社会工作,帮助一些要求和需要帮助的人,是帮忙,而不是用我的想法改变他们。
- 另外一点也许可笑,当新媒体开始真切地创造并且封闭一个个“宅”,我开始越来越珍视人与人之间的集结。哪怕只在一间教室、一处会场,重要的不是人们来倾听我,而是他们彼此的相遇和集结,面对面、脸对脸,以血肉之躯相聚,同质的和异质的身体直接碰撞和交流,我们的目光相遇,不再隔着镜子或镜头。对我,问题不在于“宅文化”的功过得失、是非善恶,问题在于我们彼此的隔绝。不错,新媒体、新技术令生存成了狭义的个人主义的完美实践,完美到可以成为封闭的、自足的个体,我们可以独自而不孤独,甚至无需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刺猬困境”,我们甚至无需因为爱人而让渡我们自我和个性的空间。然而,问题在于,当我们说今天这个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是越来越清晰的政治问题时,我们也可以用另一种表达,即社会性。一边,我们似乎宁愿忽略的事实是,当“宅”令我们获得了完全的独立,我们同时前所未有地被牢牢绑缚在全球政治经济结构上,只有这个系统完美、顺滑地运转,我们的“宅”才能成立。我们从来没有如此依赖体系,自由度愈高、依赖性愈深。其次,可以“宅”起来的绝非全体,“宅生存”越多,全球的流动性需求就越加剧:从城市街头多工种的快递小哥,到陆路、空路、海路的高耗能物流。
- 类似情形是世界性的,也是中国特色的。其世界性在于——如我们前面讨论的,年轻一代所面临的是一个相对富庶的社会,经济继续增长,但对于他们,也是上升阶梯消失、上升空间被阻断的世纪、后革命的年代。也是在对照中,我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庆幸:即使在世界史上,我都属于极为幸运的一代,我们成长于全球资本主义高速成长和发展的时段,我身历的世界仍充满了变革的动力和理想,显现着不断打开的空间和多种可能性。今天回看,我甚至感到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某种意义上“心想事成”的时代,只要你想到、敢于尝试,你就确有成功的可能。而这个时代伴随着整个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和阻塞,已难于复现了。我和不同国家地区的朋友分享过这种感觉,他们都有共鸣,当然,大部分都是发达国家地区的人们。所以,我从不想指责或否认所谓年轻一代,我拒绝整体地去宣判他们,那只是世界性问题中一个微小的侧面。
- 另一个是中国特色。几十年之后,独生子女政策重新结构了中国社会。所谓结构意义,是指他们出生之际,已被钉死在宇宙中心之上,一个微型的宇宙因他们而生成,围绕他们旋转,他们也别无选择。其间,爱的侵犯性表现得相当鲜明赤裸,小皇帝/小女王们可谓“艰难图存”,这无疑是他们在处理与他人和外在世界的关系时,那种自我中心、隔膜、漠然的情感方式的由来。也许并不夸张地说,对他们来说,不是“他人即地狱”,而是“他人即功能”——他人只意味着一个相对于“我”的功能意义,而不是另一个“我”。强大的主体感,几乎难于确认的主体间性。这可以发展为某种异常强悍的自恋主义,有时甚至表现为某种“自毁型自恋”(我造的词)——自我中心与固执,甚至无视利益原则。
- 就我所体认到的代沟而言,更为突出的是我们对权力、秩序、体制的基本感知和态度的天壤之别。他们表现出的不是对上述各项的敬畏、屈服或妥协,而是极为深刻的内在化,它们难以成为对象化的存在,自不必说被批判或抵抗。我不担心自己成了“九斤老太”,因为面对他们,我经常是如此幼稚、不现实。所谓选择留在属于我自己的时代,不过是一份坚持而已。
- 戴锦华:寻找枣红马,寻找别样的故事、寻找别样的逻辑……我们终于开始获得或分享类似的意识,但必须坦率地说,在主奴逻辑之外,在压迫与反抗、生者与死者的二项选择式之上,获取别样的逻辑和可能非常困难。此前我的表述是,在世界各地,到处有替代性方案的实践,问题是大都太过地域性、区域化,难于互相联结,彼此沟通,成功的经验无法易地复制。而近年来在我的观察中,情形持续恶化,类似方案正在一个个遭碾碎、被抹除、被收编。后革命的幽灵被驱逐,旧时代的鬼魂或魔鬼却持续地在种种裂隙间逸出。
- 另外一边,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之际,全球左派力量的无作为,是另一个急需却不曾拥有或创造出另类方案的证明。以前有一个说法叫作等待敌人犯错误,然而当敌人犯大错时,抗衡者却没有不同的政治方案,甚至没有有力、有效的社会批判出台。稍晚,才出现全球“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但“占领华尔街”几乎像后冷战开始的所有社会运动一样,除了宣告反叛者的不甘和并未绝对沉默之外,仍停止在“符号学展演”的层面上。这一运动的精神遗产似乎只是来自《V字仇杀队》(V for Vendetta)的面具,甚至在那部影片中,我们所分享的也只是某种无政府主义立场上的想象性狂欢——片尾的那场“焰火晚会”,而不是新的组织、结构的形成与积淀,甚至不是对新的历史主体与社会形态的想象路径。
- 在我们身处的这个后意识形态时代,全球近乎唯一一个有效的新的意识形态,便是反恐意识形态。其双刃就表现在,一边它得以以反恐之名将所有可能的反抗扼杀在摇篮之中——美国为伊拉克战争发明的“预防犯罪”、“终止犯罪”的先发制人的逻辑,确有此效果。它同时为我们展示了,在世界性的苦难面前,当绝望的人群陷于无助与无路时,他们必然铤而走险,或者为右翼民粹动员裹挟,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基础,或者变成货真价实的恐怖分子,以袭击平民、杀害无辜者作为自我彰显的唯一可能。在类似的全球意识形态之下,我们曾瞩目、认同、散布在各地的“星星之火”也遭到迅速扑灭。对此,我的回应是,后现代式的复数形式,所谓反抗资本主义的那些另类出路(alternatives),也许不足以面对资本主义“大叙述”。寻找、命名、召唤新的历史主体,寻找并实践资本主义的、不加复数形式的另类方案,也可以称之为新的乌托邦构想,已然迫在眉睫。
- 单读:是不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您才说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人?因为视野内已经无路可循,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 戴锦华:对,人被多重地践踏,所以我们不仅要不断重申尊严的政治,也必须正视弃民问题。如果你曾在拉美、印度看到并进入那一望无际的贫民窟,你就可以即刻理解,做人并不是每个人类成员都具有的资格。当人工智能开始真实地挑战人的时候,急迫的问题当然不是职业棋手能否继续存在,而是被超高效率挤出全球经济版图的人们的位置与意义。不只是再度回到哲学本体论层面的“人”,而且是制度性地追问,何以保障人们继续“做人”。
- 我们也是在这一时刻,在这一层面上重新去讨论人,是在最朴素的、实践的意义上讨论人道主义问题。关于我本人,经常伴随着某些“负面的正面评价”:你不过是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或者,你居然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我实难认同。因为类似名词、称谓背后有着太过沉重的历史、意识形态、谎言和血腥。但这一次,讨论人,不是重述现代主义神话、再度描绘那张画在沙滩上的脸庞,而是由所谓后人类处境的逆推,或曰倒逼,从现实出发的回返。
- 戴锦华:不一定成立啊。某种意义上说,这只是我个人的底线,对生命的尊重,朴素的平等信念,你有一命,我有一命,我的命不比你的命贱,你的命不比我的命贵,作为同一个物种,我们是平等的。
- 回到人,不是回到一个神圣的命题,而是回到一个对人的质询。为发展主义所固化的,将自然对象化、功能化、资源化的逻辑,从未整体性地遭到质询和反思,尽管我们正在为此付出巨额代价。如果说人重新成为思想的基点、成为论题的关键词,那么它同时包含了不同的议题与反思,成为坐标原点的重新设定,而非陈词滥调的再度讲述。
- 我最近一直在强调的是,如果你认为批判、检省资本主义是重要和必要的,那么,你同时必须意识到现代主义批判的急迫和必须。我们此时所拥有的全部知识、逻辑、系统都是在现代主义知识谱系这一最大的、基本的规定性前提之下,包括现代主义中理所当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迄今为止,我们的宇宙太空想象始终是在殖民逻辑之下的。在意识的某个角落中,我们知道我们终会把地球吃光抹净,于是,最简洁的方案便是找到另外一个地球。同样是2016年,分别在年头与年尾,有两则举世欢欣的新闻,世界绝大多数报刊都在头版或其他显著位置刊载了类似消息:年初,我们终于发现了一颗类地星球;年尾,我们找到了地球的“表亲”。有趣的是,类似天文学、天体物理学的消息何以成了全球热门新闻?对我,这无疑是极为直观的社会潜意识的表达。也就是说,我们地球人类,知晓我们所面临的危机情势,但我们不想做出任何改变。似乎一旦我们将地球破坏殆尽,就可以“搬家”。无须过度阐释,我们已经可以辨识,类似逻辑的历史版本是帝国主义的殖民/移民故事。毁灭此地,迁往他乡——德沃夏克(Antonín Leopold Dvořák)的《自新大陆》(New World Symphony)?无怪乎大部分科幻写作中的太空歌剧都必须再度设置帝国与皇帝。且不论,类似逻辑是我们反思人的神话以重新安置人的位置时的首要选项,仅仅就既有的人类科技与太空开发和太空移民之间的距离而言,类似方案不过是画饼充饥。我关心的是,当我们在社群意义上考虑人类时,究竟有多高比例的人类可能前往未来的外星殖民地,多少人会被留下,成为另一个层面的弃民,这在科幻小说中绝非新鲜话题。
- 就像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期待的那样:重新回收自由、平等、博爱、正义、民主的理念,作为反抗者的理想和旗帜。怎么去完成这个过程?如果不先行回答这个问题的话,便会在思想上形成种种短路,完全丧失实践的可能。诸如与爱相反,我们看到身份政治、民粹动员如何快速有效地创造恨。正如我们不可能找回纯洁、纯粹的“人”,相反我们是要返回历史性的“人”,可能是肮脏的、遭玷污的人,但如何令其成为一个在所有批判、解构、理论之后新的思想支点,仍是未完待续。
-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会再次自作多情地提及中国文化。我们今天所说的思想、知识、文化、文明,基本上是现代西方文明,也就是说,它基本上孕育、演化自基督教内部。尽管在现代叙述中,基督教的中世纪被处理为一段剪余片、一个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谓的“褶皱”。不错,它是褶皱,也是现代文明的母腹。一个重要而基本的源头。提及这个文化,不涉优劣,旨在差异。中国文化内部包含了多种源头、源流和脉络,几乎没有与一神教相对应的知识和思想结构。最粗浅的例子,是关于创世神话,关于人的起源:在基督教中是上帝造人,依自己的形象造出亚当,抽取其肋骨造出夏娃;而在我们这里,是女娲造人,抟土造人,造男造女,此时此地,“人”已不同。关键不是预设问题的答案,而是参照不同系统中的知识去质询、追问答案。这样我们也许可能在“神爱世人”或“仁者爱人”及更多的关于爱的想象与实践中,去复活和启用爱。
- 戴锦华:没有回避,回避就不会把它推演为死结了。不错,所有的推论都导向死结,是因为全部讨论都是在既有逻辑之下展开的,如果我们能获得、创造新的逻辑,一切未必走向死结。死结,是因为我们仍在既有的范式之中。正如库恩(Thomas Kuhn)所说:每个范式中包含了一个未知数,这个X一经被破解,整个范式就将改变、重写。我所谓没把握,正在于重要的未知依然无解或未解。
- 而在结构内部,几乎无法突破,类似缘木求鱼,你只能看到一辆呈加速度开向毁灭的高速列车。但此刻一切正在变局之中,尚未尘埃落定,因此,还逻辑地包含可能性。重提中国、瞩目中国,的确不只是因为我是中国人这个简单的事实。所谓的中国崛起也不仅是一个客观事实。尽管中国崛起本身是高度内在于主导逻辑,但也携带着主导逻辑难于消化的多重事实或巨大歧义。换句话说,这便是未知数所在,也是我的希望所在。
- 老人们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年轻人就已经自若地接受了新的现实。这又有什么错呢?世间的心灵不都渴望着、追逐着更轻松更愉快的人生吗?谁能在整个世界前行的汪洋大潮中独自止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