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要认真审视赫胥黎的作品，其中价值又何在？准确而言，是因为赫胥黎善于清晰地描绘人类在二十世纪整体精神中理性与道德的缠斗。或许劳伦斯能真诚地表达对这种缠斗的感受，却不能像赫胥黎一样拥有显微镜一般的观察力；或许乔伊斯能挣脱此种缠斗之束缚，但他似乎不能像赫胥黎一样自东方哲思中发现精神的绿洲；或许E.M.福斯特能掌握异乡文化，但他却易于视艺术为自足自满之物，并不能如赫胥黎一般鼓舞社会；或许伍尔芙能清楚勾勒私人的苦痛，但她却不能如赫胥黎一般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以利发现疗治这苦痛的良药。因此，正是赫胥黎，从二十世纪的英语作家中脱颖而出，最完美地关照、容纳了现代世界的方方面面，并在最普遍的层面最为出色地诠释了现代世界的价值观。

先回顾一下《美丽新世界》中的一段话：

似乎我原本可以是一个更像我的人，但愿你明白我的意思。一个更纯粹的自己，而不是彻底成为别的事物的一部分，更不是社会肌体内一个小小的细胞。

这段话也基本可以概括为什么我要看《美丽新世界》和《重返美丽新世界》。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像「我」，即使我承认人是自己一切经验的产物，但是我不希望组成「我」的这些经验带有别人刻意的侵染。对于这点，只要一息尚存，尽一身之责，竭尽所能，抵抗到死。

对于本书不做批注，只发一下书摘。

1. 客观势力正在迫使我们一起往《美丽新世界》那样的噩梦世界进发，这一趋势，我们似乎无法逆转。商业集团和政治集团刻意推动这一趋势的加速，为了少数权贵的利益，它们已经发明了新的技术，去操纵大众的思想与情感。
2. 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导致极权主义新的发展呢？人岂非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这些因素包括：人口的膨胀（对资源的压迫）、组织的膨胀（政治、经济力量日益集中在少数权贵和大公司手上）、非理性的意识形态宣传（在独裁者的武器库中，大众传媒是“最生猛的武器”，而娱乐化的世界则让大众好比患上毒瘾）、“群体毒药”（乌合之众失去理智的力量，失去道德抉择的能力，他们习惯于被人教唆，终至失去判断力和自主意志）、商业宣传（满足大众的欲望，甚至小孩子都被蛊惑了）、最先进的洗脑术（包括了高级的条件反射技术、“潜意识投射”技术、睡眠教育法）以及化学药品（制造一个躲避现实的幻觉的天堂），等等。
3. 赫胥黎不愿坐以待毙，他呼吁读者，起而反抗这危险的趋势。他寄希望于自由的、尊重多元性的教育：“关于自由的教育，首先需注重事实和价值。这些事实，包括了个人的差异性、基因的独一无二性；由这些事实则推衍而出相关的价值，包括自由、宽容、互爱。”
4. 政府近乎完美的社会控制，主要由如下措施实现：一是对举止得当者予以系统性的鼓励；二是近乎非暴力的、形式多样的社会控制，既包括生理上的，也包括心理上的；三是标准化的基因工程。
5. 在俄国，斯大林时期那种《一九八四》式的陈旧独裁方式，已然让位给一个更时髦的专政体制。在苏联的等级社会中，控制上层阶级的方式由过去的惩罚转变为对得体行为的奖励。工程师、科学家、教师、管理者，此等人群，因其良好的工作获得丰厚的回报，而税率则相对适中，以鼓励此辈干起工作来更加出色，于是也就有更高的回报。在部分领域，他们甚至可以自由思考，或多或少可以凭兴趣行事。只有当他们逾越本分，触碰到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时，才会面临惩罚。正因赋予此辈专业领域的自由，才使得苏联的教师、科学技术人员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
6. 此辈特权的获得，可以说是运气好，更是因其天赋出众。但对生活在苏联社会金字塔体系最下层的民众来说，这种自由是一丝一毫都没有的。他们工资微薄，却需承担高物价，向政府缴纳与其收入完全不成比例的赋税，其缴纳的税款在社会总量中占据了很大的份额。他们可别想在自己工作的领域内按自己的喜好行事，统治者更喜欢惩罚他们或威胁要惩罚他们。至于非暴力的操纵术、奖励得体行为的控制法，统治者是不大乐意运用在他们身上的。
7. 此问题悬而未决，则其他所有问题一并棘手。更糟糕的是，形势一旦恶化，抛弃个人自由和民主传统就有了借口，未来的自由和民主不仅变为不可能，甚至最后都无人会相信它们曾经存在过。
8. 一旦某个国家的经济变得风雨飘摇，中央政府将被迫承担提供公共福利的责任——虽然是额外的。于是，政府务必要制定应对紧急情况的周详计划，务必要不断加大力度限制民众的抗议活动，而且，假如经济情况恶化导致政治动荡或公开的叛乱（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中央政府必须强力介入，以确保公共秩序和政府权威。如此一来，更多的权力逐步集中于掌权者和其官僚系统之手。
9. 当太多的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时，就会产生极其危险的诱惑，执政者会否笑纳这些诱惑？只有民主宪法才能阻止执政者被诱惑腐蚀。像在英国或美国，宪法运转良好，尊重宪法程序已变为传统。但在共和传统薄弱或有限君权传统薄弱的国家，即使最好的宪法，也不能阻止野心家笑逐颜开地屈服于权力的诱惑。而在任何一个激增的人口与有限的资源矛盾重重的国家，权力的诱惑忍不住要蠢蠢欲动。
10. 尽管新奇药物不断产生，医疗手段不断改进——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因为这些原因——大众的体质却不仅没有任何增强，甚至还在恶化。随着体质的下降，人类的平均智商也很可能随之下降。其实，某些主管当局确信，这种下降的趋势已经发生，并且将持续发展。
11. 但是迫使人类走向极权主义的原因，不仅仅是持续增加的人口对资源的压力——这种生物学上盲目的扩张是自由的敌人，还包括因为科技进步而壮大起来的诸多极其强大的力量——我们对此甚至还沾沾自喜呢。
12. 自然，需要补充的是，对这些进步我们有理由感到自豪，因它们皆源于人类的天才、勤奋、理智、想象、忘我，一言以蔽之，乃是人类道德与智力优胜的硕果，对此，我们只有敬意。但万物难逃此理：有所得必有所失。取得这些令人崇敬的、惊奇的成就，人类亦必须付出代价。
13. 比如，他们指出，在政治力量和经济日益集中的社会里，是基本不能指望民主生根发芽的，但是科技的进步恰恰导致了权力的集中。当机器大生产越来越高效，机器也就越来越复杂、昂贵，对资源有限的工厂主来说，他们很难采用此种生产方式；此外，机器大生产必须有庞大的物流系统做支撑，而庞大的物流系统运转起来困难重重，只有那些实力最为雄厚的生产商才能顺利解决这些困难。在机器大生产和庞大的物流系统主宰的世界里，小人物们缺乏营运资本，在与大人物们的竞争中，处于绝对劣势，于是，他们不仅亏本，而且最终会丢掉独立生产者的资格——小鱼终于被大鱼贪婪地吞噬了。
14. 随着小人物们销声匿迹，越来越多的经济力量被越来越少的一群人掌控。其中，在独裁体制下，一个个财团通过推动科技进步和打压小本经营者来日益壮大，其背后的控制者其实就是国家，也就是说，是一小撮党派领袖、他们的跟班、政客以及文职官员在发号施令。在资本主义民主社会里，比如在美国，控制财团的人——按赖特·米尔斯教授的说法——就是权力精英。
15. 这些权力精英直接雇佣几百万劳动者，遍布于工厂、写字楼、商店；又通过借贷使更多的人购买商品从而控制他们；再通过控制大众传媒，事实上影响了每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套用温斯顿·丘吉尔的一句话：“从未见过如此之少的人以如此之手段操纵如此之多的人。”如今，我们已然远离当年杰斐逊对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的理想，他以为，真正自由的社会理应由一个个自治的政治单元组成，由下而上自成体系：“由社区的基本共和体制，到郡县的共和体制，到各州的共和体制，直到整个联邦的共和体制，共同组成层级清晰的权力机构。”
16. 可我们已经看到，现代科技导致政治、经济力量的集中，也导致社会被大财团和大政府所控制。在极权国家中这种控制是无情的，而在民主国家中这种控制尚算得彬彬有礼，人们倒是不知不觉。但是社会永远都是由单个个体组成的，只有当一个社会鼓励个人发展其潜能，并帮助个人过上幸福、富有创造力的生活时，我们才会说这个社会运转良好。
17. 但是近年来的科技进步对个人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一位哲学家兼精神病学家——埃里希·弗罗姆博士给出了如下答案：今日的西方社会，虽然物质、智力、政治皆有所发展，却不断损害人心灵的健康，这一趋势，削弱了个体内在的安全感、幸福感、理性和爱的能力，使人成为机器，这机器因人为的故障，心理疾病日益增多，被工作驱动陷入疯狂，不停掩饰挫败感，还装出所谓的快乐。
18. “心理疾病日益增多”可以在各种神经官能症中得到体现，这些症状既常见又令人沮丧。但弗罗姆博士说了，“我们千万不要误把精神健康定义成预防精神病症状。症状并非我们的敌人，相反是我们的朋友，症状存在之处，意味着存在冲突，冲突的存在，则意味着生命的力量仍在为其完整和幸福做抗争。”反倒是在那些最正常的人群中隐伏着真正无药可治的精神疾病患者。“许多人看上去很正常，这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目前的生存模式，在生命的早期，他们就已失声，放弃抵抗，不愿受苦，也不可能像那些神经过敏者一样发展出精神病症状。”
19. 说他们“正常”，不是从这个词纯粹的本义来谈的，而仅仅是指他们在一个深度变态的社会里是“正常”的，他们能“适应”这个深度变态的社会，这恰恰体现出他们的精神疾病。
20. 这无数“正常”地生活于变态社会的人们，不仅泰然自若——其实，倘若具有真正的人格，他们本不应该“适应”这样的社会——而且还做着“个性自足的迷梦”。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已经“去个性化”了，成为一个同一性的人。对环境普遍顺从，使他们渐渐发展为千人一面。但是，“同一性与自由是绝不相容的，同一性与精神健康也是绝不相容的……人之为人，不是要像机器，倘若成了机器化的人，其精神健康的基础也就被破坏殆尽了”。
21. 在进化中，为了使人人有别，自然曾克服无穷困难。终于，人类选择杂糅父母的基因以繁衍后代，双方遗传因素合并的方式，可谓千变万化，于是，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每个人本来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却有文明以效率为理由，或借着某些政治的、宗教的、教条的名义，试图让人们变得整齐划一，它们实在是在扭曲人类的生物特性，这岂非暴行？
22. 科学其实就可以定义为不断减少多样性，以达致单一性。它试图忽略任何单一事件的独特性，而聚焦于这些单个事件的共性，乃至提炼出所谓的“定律”，既可自圆其说，亦能有效解释无穷无尽、千差万别的自然现象。例如，苹果从树上落下，月亮在天上运动，自古以来，人类都知道这两种现象，他们一定认同格特鲁德·斯泰因的说法：“苹果之为苹果，因其本来就是苹果；月亮之为月亮，因其本来就是月亮。”
23. 试图以秩序取代混沌，以和谐取代杂乱，以单一性取代多样性，说来倒是人类才智的天性，是精神的一种原初的、基本的冲动。在科学、艺术、哲学等领域里的这一现象，我称之为“整合的意志”，它大体上算是有益的。固然，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整合的意志”也曾制造出某些不成熟的综合性结论；也曾生造出某些荒谬的玄学、神学体系；也曾试图以迂腐的错误概念去解释现实，以卖弄式的象征与抽象解释直接经验产生的数据。
24. “整合的意志”真正给人类造成危险，是当它出现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时候。将莫测的多样性减少为易理解的单一性原本只是理论，在实践中却走形了，变成取消人格的丰富性而以单一人格代替，取消自由而以奴役代替。于是，在政治领域，独裁体制被认为等同于一种成熟的科学理论或哲学体系；在经济领域，工人完全听从机器指令使企业运转良好，被认为等同于一件完美建构的艺术品。
25. 城市生活其实是隐姓埋名者的生活，似乎也是抽象的生活。人们确实保持相互联系，却不是以独立完整的人格出现，而是作为经济功能的化身出现；当他们不工作的时候，则以寻欢作乐的不负责任的形象出现。
26. 因为这样的生活方式，个人易于感觉孤独、卑微，他们的存在已然不再有任何意义。
27.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人类群居生活的程度只能算中等，还不是一种彻底群居的物种。这么说吧，人更像狼或者大象，而不是蜜蜂或蚂蚁。最初，人类社会与蜂巢、蚁垤毫无相似之处，它们不过是一些集群。别的不提，文明其实就是指的这么一个过程，它把原始人的集群转变为类似于这些群居昆虫一样粗糙、呆板的有机共同体。
28. 自由之花盛开于社会繁荣的土壤之中。社会衰退，自由亦消减。只因当社会衰退时，政府才会觉得有必要频繁而彻底地插手民众的事务。
29. 只有那些高度警惕之人，才能确保他们的自由；也只有那些持续而明智地选择生活在当下的人，才有望通过民主程序有效地管理自己。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大部分民众耗费了大量时间，却并没有生活于当下，生活于此时此刻，生活于规划妥当的未来；而是生活于他处，流连于运动、肥皂剧、神学、玄妙的幻想组成的不疼不痒的世界，那么他们很难抵抗那些试图操纵和控制社会的人对他们的侵犯。
30. 今天的独裁者在他们的宣传中多半倚赖重复、压制、合理化等手段。重复是反复说一些套话，独裁者们希望人们视这些套话为真理；压制是贬抑某些事实，独裁者们希望它们被人遗忘；合理化是指通过唤醒民众激情，赋予激情以合理性，来达到维护党派或国家利益的目的。既然艺术化的、科学的操纵术其奥秘越来越被暴露，未来的独裁者们必然将学会把这些操纵手段与永不停歇的消遣活动结合在一起。而在当下的西方世界，这些消遣活动之庞大，好比不温不火的大海，威胁着要将理性的宣传溺死，而理性的宣传，对保证个人自由和民主制度的存续实在是至关重要的。
31. 我们且来看看，希特勒是如何定位他所要动员的群众，以及他是如何进行动员的。第一个原则，是关于价值判断的：民众其实轻如鸿毛，他们无法进行抽象的思考，越出他们直接经验范围的任何事务他们都绝不感兴趣，他们的行为并不取决于知识或理性，而是取决于情感和无意识冲动。正是这些本能冲动和情感，“是他们形成肯定或否定态度的真正根源”。因此，要想做一名成功的宣传家，务必要学会如何控制民众的本能和情感。
32. 融入群众之中，人们就会失去理智的力量，也会失去道德抉择的能力，他们习惯于被人教唆，终至失去判断力和自主意志。他们变得极其易怒，丧失个人的理智以及集体的责任感，突然爆发的狂怒、激情和恐惧极易感染他们。一言以蔽之，身处群众中的一个人，其举止好比吞食了大量强力麻醉药一般，他就是我所谓的“群体毒药”的受害者。像酒精一样，“群体毒药”是一种能使人活泼、性格外倾的药剂。被“群体毒药”麻醉的个人逃避自己的责任、才智、道德，变得发狂，如禽兽一般。
33. 在希特勒的执政生涯中，他长期都是一个煽动者，他研究了“群体毒药”的药效，学会了根据个人所需加以利用。他发现，演讲者可以唤醒“潜藏的力量”，并激励听众行动——这比那些作家写作的效果彰明多了。阅读乃是一种私密的行为，于是，作家只能针对单个的人说话，这些个体独自坐着读书，心思明澈；演讲者则针对众人说话，这汇聚的群众已然中了“群体毒药”，他们任演讲者摆布，如果演讲者清楚自己的目标，他可以对群众为所欲为。
34. 与民众不同，知识分子的趣味在于理性和事实。因此，宣传或者能对大多数人起很好的作用，但碰到这些喜欢较真儿的人，就不大行得通。在民众之中，“本能地位至高无上，于本能中产生信仰……当健壮的升斗之民们出于本能联合在一处，便形成群众的共同体。”（不用说，这是在一个领袖的掌控之下。）“知识分子就不同，他们四处乱窜，就像养鸡场里的鸡一样，指望他们是创造不了历史的，他们也不能成为群众共同体的一分子。”
35. 知识分子要求提供证据，看到逻辑矛盾和谬论，他们就一惊一乍。他们视过分的简单化为思想的原罪，又鄙夷口号、武断之论、泛泛之谈，不过这些可都是宣传家们的惯用伎俩。希特勒写道：“一切有效的宣传，必须是针对少数必要的情况而发表，且务必用一些陈旧的公式。”这些陈旧的公式必须不停重复，因为“只要不停重复，终将成功在众人脑海中牢固刻下某些观念”。
36. 哲学教会我们，对那些看起来不证自明的事物要持怀疑的态度。与之相反，宣传则要求我们接受这些不证自明的事物——本来我们理应对其表示怀疑。煽动家的目标即是在他的领导之下，建构社会凝聚力。但是，正如罗素所言，“教条的体系其实并无经验支撑，比如经院哲学和法西斯主义，但它们却能在信徒中建构庞大的社会凝聚力。”
37. 但不幸的是，在西方民主社会里，尤其是在美国，宣传有两副面孔和一个分裂的人格。在编辑部门，总会有一个民主派的杰奇博士（作为一个宣传家，他乐于证明，杜威所言人性有能力呼应理性与真理实属正确），只是，这位杰出人士只控制了大众传媒这架机器的一部分。在广告部，我们会发现一个因反对理性而反对民主的海德先生——或者说是海德博士，因为现在，这位海德老兄已经取得了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同时还取得了社会学的硕士学位。如果每个人都像杜威说的那样，这位海德博士可就真的不高兴了——真理、理性是杰奇的事，可不是他的事。海德是一个动机分析专家，他专门研究人性的弱点和缺陷，探索那些无意识的欲望和恐惧——人类如此之多的显性思考和行为都是由此决定。他如此勤奋，可不像道德家努力让人类变得更好，也不像医师们尽心尽力增进人类的健康，他的真实目的，仅仅是发现最佳途径来利用人类的无知，挖掘人类的非理性，以便其主子大发横财。
38.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绝大部分的化妆品其实都是由羊毛脂制作的，是用提纯的羊毛脂和水混成的一种乳剂。这种乳剂有许多有价值的特性：它能渗透皮肤，不会发臭，很温和，还能防腐，诸如此类。但是商业宣传家们可不会描述这乳剂的真正性质，他们只会给它重新命名，用上一个生动撩人的名字，然后心醉神迷地描述（其实完全是误导）它那滋阴养颜的功效，并配上金发碧眼的白肤大美女，她们因那“皮肤营养品”而容光焕发。“化妆品制造商，”其中一个广告商曾经这么写道，“并不是在推销羊皮脂，他们是在推销希望。”为了这所谓的希望，为了她们将重获新生这样的欺骗性承诺，女人们会花上十倍、二十倍的价格来购买这种乳剂，而这种乳剂，都已经被宣传家们巧妙地描述过一番，他们用的是误导性的象征话语，并投合了天下女性普遍的、根深蒂固的一种愿望，即让自己更加有吸引力。
39. 这种宣传的原理极其简单，找到大众的欲望、广泛的无意识恐惧和焦虑，寻求叙述的模式，将此渴望与恐惧投射在要销售的商品身上，然后以语言或符号的象征构建起一座桥梁，消费者穿过这座桥梁，便能将事实转化为补偿性的迷梦，做了这梦，消费者便生幻觉，以为一旦购买了此商品，便能梦想成真。
40. 如上的每一个例子，其实都是动机分析专家先发现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愿望或恐惧，利用这种隐藏的力量鼓动人们掏腰包消费，如此便间接地推动了工业车轮的运转。此种潜在的力量隐藏于无数个个人的思想与身体深处，通过精心设置的象征语境，这些力量被释放、传输出来，并绕过人的理性，蒙蔽事物的真相。
41. 多亏义务教育和轮转印刷机，宣传家们多年来已经能够将其意图传递给任一文明国度里几乎任何一个成年人。今天，又多亏了广播与电视，宣传家们欣然发现，他们甚至可以向未上过学的成年人和未开蒙的小孩传递信息呢。
42. “想想看，”克莱德·米勒兴高采烈地说，“如果你能驯化一百万甚至一千万的小孩，他们长大成人后，将会条件反射式地购买你的产品，就像训练士兵前进，一旦听到‘起步走’，他们就像扣动扳机一样行动。想想看！这得给你的公司增加多少利润！”
43. 人数越多，自治能力越差。选区越是庞大，单个人的投票价值也就越小。如果这单个人只是几百万人中的一员，他会自觉渺小，无足轻重。他投票选出的那个人在遥远的地方，在权力金字塔的顶峰，跟他毫无关系。 从理论上讲，当选者应是民众的公仆；实际上，公仆反倒是发布命令的人，而远远居于这巨大金字塔底部的民众，却是必须服从的人。不断增加的人口、不断发展的科技，使总人数增加了，使得组织更复杂了，也使得官员手中聚集了更多的权力——与此同时，选民反而日益丧失了对官员的控制力，而公众对民主程序的关注度也相应下降了。现代世界里各种庞大的、无情的力量原本已经削弱了民主制度，现在，政治家和他们的宣传喉舌们又从内部加以攻击了。
44. 其实，在政客和牧师们中间，始终都有一种倾向，即将复杂事情极简化，这就是雄辩术的本质。
45. 政治和宗教宣传的效果，取决于采用的宣传方式，而非所宣传的具体教条。这些教条或对或错，或好或坏，区别很小，甚至根本就没有区别。只要在人神经疲惫之时，施以恰当方法，所有的灌输必定成功。事实上，只要条件充分，任何人几乎都可以被驯化改变。
46. 在这个世界上，从成百上千个这样的“训练营”里，每年产出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受过驯化，富有奉献精神。耶稣会曾经为反宗教改革的罗马教会所做的一切，这些用更科学、更残酷的方式驯化出来的产品也正在做着，毫无疑问，他们还会持续做下去。
47. 这就是洗脑术，它是一种混合技术，其功效一部分取决于系统性地使用暴力，一部分取决于对心理操纵术的娴熟应用。它既代表了《一九八四》设想的独裁传统，也在朝《美丽新世界》设想的独裁传统发展。
48. 正如我前面所言，关于自由的教育，首先需注重事实和价值。这些事实，包括了个人的差异性、基因的独一无二性；由这些事实则推衍而出相关的价值，包括自由、宽容、互爱。
49. 语言有助于使用者关注人、事、物，即使人、物已不存在，而事情则已过去。语言定义了我们的记忆，它通过将经验转化为象征符号，能使即时的渴望、厌恶、仇恨、爱意转化为稳定的情绪和行为准则。通过某种我们完全意识不到的途径，大脑的网状系统能从海量的刺激因素中，选取少量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我们来说实际意义重大。从这些无意识中选择的经验，我们则或多或少有意识地选择、提炼其中一部分，从我们的词汇库中选择词语给他们贴上标签，并将之分类，立刻放入一个形而上学的、科学的、伦理的系统中，这个系统则由更高层次的抽象词语来为其中的概念一一命名。
50. 与之相似，民众需经足够的教育，能分析宣传材料，以避免对纯粹的胡说八道都毫无批判地信赖；但又不可太过，以至于对传统的宣扬者善意的宣传（虽然不总是全然理性）也完全拒之门外。或许在盲目轻信与盲目怀疑之间永远都无法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且单靠分析，也无法始终保持这种平衡。看来，要解决上面那个疑问，刚才讨论的方法有些消极，我们还需要用一些更积极的方法来加以补充，即：在事实的坚实基础之上，建立一套大家普遍都能接受的价值观。
51. 当然，说到价值，首先就是个人自由，它源于人的差异性和基因的独一无二性；其次还有互爱与同情，它们源于古老的事实，而且为现代心理学所再次发现，即：不管人的精神、体质的差异性有多么大，爱就如同事物和居所一样，对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最后还包括智识的价值，没有智识，爱将徒然无功，自由将无处可觅。这一套价值观将给我们提供一个标准，我们可以此来评判宣传。任何宣传，如果纯粹胡言乱语，且淫邪苟且，则我们立刻抛弃；如果仅仅是不讲理性，但与爱、自由等价值观是相容的，且不违背智识的原则，我们则可斟酌其价值，考虑暂时接受。
52. 我们理应接受关于自由的教育。不过这一教育的现状却不容乐观，但我们应该可以做得更好。然而，正如我前面论及的，自由受到多方面的威胁，包括人口统计学的、社会的、政治的、心理学的。这个社会的病根乃是由多种病因综合造成的，如需根治，除非多方下药。因此，要应付复杂的人类问题，我们不能仅仅只考虑一个因素，而需要综合考虑所有相关的因素。毕竟，没有任何东西是万能的。自由已然遭到威胁，推广关于自由的教育实在是十万火急的事情，同时其他许多项事情也同样火烧眉毛了，比如为保障自由而设置社会组织，进行人口控制，以及相关立法工作。让我们从最后一项开始讨论。
53. 心理管制的本质就在于，那些曾被迫采取某些行动的人，最终视此压迫为自然，从此自觉做行动。“思想操纵法”的受害者不知道他是一个受害者，他其实身处一个无形的监狱，却自以为身处自由之中。只有别人才能看出来他是不自由的。他的奴役状态是完全客观存在的，谁也无法抹杀——包括他自己。
54. 我们来之不易的自由如今面临这些巨大的客观势力的威胁，我们怎么去抵抗？如果单纯从语言的角度泛泛而谈，要回答这个问题简直轻而易举。就说人口过剩吧，高速增长的人口对自然资源施加了越来越沉重的压力，我们能做什么？很显然，我们必须尽快控制人口增长率，使其与人口死亡率持平；同时，我们必须尽快提高粮食产量；尽快创建并执行一项全球政策，以保护土地和森林；尽快发明有较高安全性、较低消耗速度的实用燃料，来替代核能；我们还要在节约使用简单易得的矿产资源的同时，尽快开发新的、省钱的技术，对这些越来越稀缺的矿产资源进行开采——在这些资源中，最贫瘠的矿产在大海里。
55. 可是，毋庸讳言，所有这些几乎都是说来容易做来难。人口年增长率要降低，可是怎么降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饥荒、瘟疫和战争，一个是人口控制。大多数人会选择人口控制，可是这随即带来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既是生理学的、药物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甚至还是神学的。口服避孕药尚未问世，如果一旦发明，那么又如何分发到数以亿计的未来的母亲（或者假如这粒药丸是作用于男性——那些未来的父亲）手上，并确保她们（他们）为了降低人口出生率而服用呢？
56. 人口过剩和组织膨胀催生了现代化的大都市，在大都市中，想再过上由丰富多彩的人际关系构成的完满的人性之生活，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所以，如果你想逃避个人的、社会的精神贫瘠状态，离开大都市，让小小的乡村社区复活吧；或者破坏大都市机械化的组织体系，在其内部组建一个个与乡村社区一样的小型社区，在这些社区中，人们相聚，作为完全的个体相互交流，而不是仅仅作为专业化功能的人形化身出现。
57. 我们固然知道，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于大都市意味着成为一个匿名的、原子一样的人，不能过纯然人性化的生活，然而大城市却在稳定地扩张，同时“城市—工业”的生活模式却毫无改变。我们固然也知道，在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之中，民主如果不是与规模适当的小型自治组织相挂钩，将近乎毫无意义。然而，每个国家的事务，却越来越多地为大政府或大财团的僚吏们所操控。
58. 此外，设法中止，如果可能则逆转目前朝向极权统治的趋势，大部分民众是否真的认为这般不辞劳苦是值得的？在美国——它是目前以至将来很长时间内世界上“城市—工业”型社会的先行者——目前的民意调查显示，实际上十多岁的年轻人中的绝大多数，作为未来的选民，对民主制度却毫无信心，对不合时宜的思想审查制度毫不反感，也并不相信什么民有、民治的政府，如果可以继续早已习惯的富裕的生活方式，他们对由少量精英统治的寡头政府照样很是满意。
59. 在全世界最强大的民主政治之下，如此之多生活富足的年轻的电视观众，他们居然对民治的观念完全无动于衷，对自由思想、公民不服从权力完全视若无睹，这一事实难免令人沮丧，只是倒也不必一惊一乍。我们常说“像鸟一样自由”，并羡慕那带翅的生物，它们有能力在三维空间里不受限制地飞翔。但是，天啊，我们却忘了渡渡鸟。需知，任何鸟类，如果学会了在地上挖挖啄啄，且能过上小康生活，它自然不再有动力展开它的翅膀在天空翱翔，很快，它将厌弃飞翔的特权，从此永远生活在大地上。通过这个故事，可以看到人类的本性与鸟类有些相似。如果一日三餐有丰富的面包定时供应，那么，许多人将完全满足于只靠面包生活，或顶多再靠看马戏调剂一下生活。
60.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寓言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这样说：“到最后，他们将抛弃自由，扔在我们的脚下，并且说：‘让我们做你们的奴隶，只是要喂饱我们。’”而当阿廖沙·卡拉马佐夫问他的兄弟伊凡——这部小说的叙事人——宗教大法官说这话是否只是一种讽刺时，伊凡回答：“一丝一毫的讽刺都没有！审判官只是出于他个人以及他所在的教会的善德，才摒弃众人的自由，以此让众人幸福。”说得不错，“让众人幸福”。
61. “而且，在此世界上，”大法官强调说，“对于个人或一个社会，从来是没有比自由更遭人反对的了。”——不过，“不自由”除外。因为，当情况变糟，食物分配定额削减，那在地上定居的渡渡鸟将再一次吵吵嚷嚷，要求重新开启翅膀。不过，当情况好转，喂养渡渡鸟的农夫们变得更仁慈慷慨些，则这些渡渡鸟会再一次放弃它们的翅膀。如今的年轻人也是一样，他们现在对民主政治甚少思考，长大成人却有可能成为自由的斗士，过去呼喊“给我电视、汉堡包，只是不要拿自由的责任来烦我”的人，在条件改变之下，或者会改而呼喊“不自由毋宁死”。如果这样的革命爆发，其原因一部分在于甚至最强有力的领导者对权力的运转也逐渐失去控制，一部分则在于统治者的无能，他们不能充分利用思想操纵术——科技发展已经使其完全可用，而且未来的独裁者一定会使用。
62. 考虑到在过去的时代，像大法官这样的人物对思想操纵术甚少了解，而且缺少现代化的统治手段，他们却能做得很棒。而他们的继承者——那些知识储备充分、思维彻底科学化的未来的独裁者们，势必将比前辈们做得更好。大法官责备耶稣，谴责他呼吁民众追求自由，他告诉耶稣：“我们更正了你的工作，并且将其建基于奇迹、神秘、权威的三位一体。”但是，奇迹、神秘、权威还不足以保证一个独裁政权的永续。在我的寓言小说《美丽新世界》中，独裁者们又在这份清单上添加了科学，如此便能通过控制婴儿的胚胎、驯化，以及控制成人、儿童的思想来推广其权威。
63. 而且，他们已不再仅仅谈论奇迹或用符咒暗示神秘，因他们已然可以通过药物手段，令其臣民直接感受到奇迹与神秘，如此便能将单纯的信仰转变为狂喜的经验。过去的独裁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不能给臣民提供足够的面包、马戏、奇迹、神秘，也没有真正有效的思想操纵术。过去的自由思想者和革命者往往都是极端虔诚的正统教育的产品，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正统的教育者过去使用现在仍在使用的手段根本就没有用。
64. 而在一个有着科学化思维的独裁者治下，教育将会真正发挥功效，结果是，绝大部分男男女女长大为人之后，将热爱他们的奴役状态，永远都不会念想革命。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质疑，为什么一个完全科学化统治的独裁政权将永远不会被推翻。
65. 与此同时，在这世界上，仍将残留一些自由的火种。或许，许多的年轻人看上去真的不重视自由，但是我们中的一些人仍然信仰自由，因为没有自由，人将不成其为完满的人，自由因此而珍贵无比。或许，目前威胁自由的势力确实太过强大，我们不能抵抗多长时间，但是，只要一息尚存，我们仍需尽一身之责，竭尽所能，抵抗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