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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所述大部分已经查阅墙内墙外资料加以作证，如有不疏之处，烦请指正。

文中一部分段落来自《南渡北归》一书，本打算指明段落章节，后因太过繁杂，也无必要，故删去，特此声明。

本人只是想寻求这段历史的真相，并无与人争辩之愿，毕竟历史已经远去，人死不能复生。但愿公道自在人心，不被政治机器所蒙蔽，做一个“真我”。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先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书中牵涉到一系列人物，读完全书，到现在还能记起来的有：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胡适、傅斯年、李济、吴宓、吴晗、闻一多、刘文典、梁思永、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冯友兰、冰心、徐志摩、陆小曼、张伯苓、梅贻琦、陶孟和、吴金鼎、夏鼐、曾国藩家族的曾昭抡、曾昭橘、穆旦、钱穆、钱钟书，童第周、华罗庚、李政道、杨振宁…….

深夜读至第三册《离别》，一章竟至一或两个大师离世，竟无语凝噎。

《南渡北归》第一部之《南渡》，叙述的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时，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平津、上海等地相继沦陷。为保存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国民政府全力支持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的教授和学子自平津、华北、华东等沦陷区南渡西迁。一大批知识分子从此开始了不堪回首的流亡、求学、办学生涯。

8年血与火交织的抗战，山河破碎如风中飘絮。但战时中国的教育和科研并未停歇，反而被推向一种奇崛的高度，成为历史的标杆。历史向后人昭示的是：在敌机无休无止的轰炸中，南渡学人心忧国难，以“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气概，将课堂搬到树林山沟，延续学术与文化薪火。

“瘐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其后，凯歌声中，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历史上第四次南渡后的大回归。此为第二部书名《北归》之由来。

抗战胜利后，流亡的知识分子真回到了朝思梦想的家国故园。然而，经过了零星而短暂的好时光，等待这群自由知识分子的，不是欢欣与笑脸，而是阴云笼罩与血肉横飞的内战硝烟以及“反右”、“文革”阴霾。这批知识分子在这个翻云覆雨的大变局前后，开始了新的一轮凶险莫测的人生之旅。其结果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一面是胡适、梅贻琦、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钱穆、毛子水等大师，携家带口，同时带着他们的个人理想和主义，越过台湾海峡，进行第二次“南渡”，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傅斯年语）；另一面则是陈寅恪、叶企孙、饶毓泰、曾昭抡、吴宓等一批大师，在“南渡”中突然改辙更张，回归故土，极力适应，却终于在大时代的洪流中哀婉地离去，身后情境凄凉；更有一批“北归”后原地不动的知识分子，紧守故土，积极改造，其晚境更令人唏嘘——投湖、上吊、吞毒、冤狱，不绝。如向达、汪篯、俞大絪、陈梦家、傅乐焕、穆旦等。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在“文革”中左右逢源、出卖投靠，红极一时。如冯友兰、周一良等，最终又陷于世人瞠目的尴尬境地。斯人已去！真令人欲哭无泪、扼腕浩叹——这就是《北归》之后的第三部《离别》的大致脉络。

苦难的开始

林徽因去世一年零十一个月的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予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予盾，提出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伟人的一声号召，使两个月后的“大鸣大放”达到了高潮。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此后，全党整风运动逐步展开。与此同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

5月15日，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内部下达，自此拉开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反右”序幕。头悬利剑，许多人已进入张开的网中，只是这个时候大多数入网者还蒙在鼓里浑然不觉，仍在继续着鸣放的迷梦。为此，毛泽东对党内干部指出：“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之后再加以收拾。“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社论。此后，全国性大规模“反右”风暴开始，给历史留下最悲怆的影响是一网打尽数十万知识界精英，开创了现代中国政治运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先例。

“在以后一连串政治斗争及一系列政治人物的升降浮沉中，人们都可以看到‘反右斗争’毫无游戏规则的政治变幻。这是一段思之依然令后人不寒而栗的历史。”

梅贻琦学生辈、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说：梅的出走“是主动，不是被动的；是自觉，不是盲目的；是坚定，不是犹豫的。”黄延复解释：“梅离开大陆，是他的文化立场和教育理念使然。对他来说，既是必然的，又是必要的。而且，恰恰是从这件比较容易引起敏感的事情上，才能窥察出他超人之处——头脑的清醒，决意的果断，以及对于自己的理念或为人原则的执著和坚守”。梅贻琦一个很要好的友人问他为什么不留在大陆，梅贻琦说：“我若留在大陆，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当傀儡，一是当反革命。因为这两者都是我不愿意做的，所以必须离开。”出身清华的林从敏在谈到梅贻琦出走时说：“事实上梅师决不能留下，更不能主掌清华。梅师一生尊重学术自由，不干涉教授与同学个人的政治思想，这个原则怎能与中共笃信的马、恩、列、斯……与毛语录的理论共存?”

在“文革”中知识分子用各种方式如上吊、服毒、割腕跳湖、跳河自杀，惨烈之状尤以风暴中心北京大学为甚。这段疯狂岁月所酿成的人性丧失和人类悲剧，正如邓小平女儿毛毛所作的描述：

“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著名的学府，竟然变成了法西斯的集中营，变成了血腥暴徒们施虐的场所。在这里，不知有多少人被冤、被屈、被整、被迫害，不知有多少人在武斗、批斗、刑讯中致死、致残。一位教师不堪受侮辱被虐待，自觉生不如死，竟然一次不成二次，二次不成三次，三次不成四次，跳楼、服药、割腕、卧轨、触电，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反复自杀。一位反对聂元梓的学生，被用钉子钉穿膝盖骨，用竹签刺进十指指甲缝、用钳子钳断手的指骨，还把人装进麻袋中从楼梯上往下踢，被毒刑拷打得奄奄一息。……‘文革’期间，在北大，武斗中打死三人，教职员工和学生被迫害致死六十余人。”

为大师的离去深情一哭

蓝的星，腾起又落下。

陈寅恪“文革”际遇如何？众所周知，他通晓十几种外国文字，37岁即成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被学术界誉为三百年来仅此一人之“大师中的大师”。正是这样一个人物，在1957年“反右”之后厄运连连，“文革”中更是惨遭荼毒。当时陈寅恪已是膑足失明，造反派把他当作“牛鬼蛇神”从床上拖下来，强迫下跪，背诵毛主席语录。倘不能背诵或有一句背错，便遭一顿辱骂、铜头皮带抽打或棍棒敲头的惩罚。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出中山大学康乐园楼房而进入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的陈寅恪，病体衰弱得进汤水“流食”都已困难，偶有亲友躲开造反派的监视，偷偷前来探视一下，躺在病榻上的陈寅恪说不出话来，只是眼角流出浑浊的泪水。

1969年5月5日，陈寅恪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待”。陈氏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之语，终至泪尽泣血。造反派弄来几个高音喇叭绑在陈氏的床头对其喊话批斗。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当即心脏病发作。当时，住在中大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对此作过沉痛回忆：“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造反派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就是小死一场”，她说：“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

“元亮虚留命，灵均久失魂。人生终有死，遗恨塞乾坤。”此为陈寅恪死前留给这个世界的内心独白，也是他向这个扭曲的社会和人心发出的怒吼。

1958年陈寅恪被批判后，他的弟子汪篯也受到牵连，遭到一群号称“革命战友”的批判与围殴，汪氏不堪羞辱，当天夜里便喝下“敌敌畏”。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汪篯50岁，是北京大学第一个在“文革”中自杀的教授。另一弟子叫刘盼遂，“文革”爆发时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被抄家时，刘氏被拖至水缸前，头上脚下强压进水缸，令其窒息而死。

疯狂岁月，何以言“善”

这段疯狂岁月所酝成的人性丧失和人类悲剧，难以尽书。

原燕京大学西语系主任由赵萝蕤担纲，另有俞大絪、胡稼贻、吴兴华3位教师，1948年年末，在国共即将易鼎之际，俞大絪据绝其兄、国民党交通部长俞大维派飞机“抢救”，毅然决定与丈夫曾昭抡留在北平。1952年院系调整后其进入北大西语系任教。

1966年8月24日夜，俞大絪白天挨斗后，傍晚被放回家独自躺下呻吟。未久，另一伙造反派冲进来揪着俞的头发拖于床下，继之往墙上乱撞，让其交待罪行。俞据理力争，红卫兵索性把这位年过半百的女教授剥光上衣，以铜头皮带抽打，俞满地乱滚，哀号不绝。红卫兵将其家中东西查抄，装上卡车拉走。当晚，从昏死中醒来的俞大絪无法忍受如此污辱，服大量安眠药自杀。此为北京大学自杀的第一位女教授。

俞大絪的丈夫曾昭抡乃曾国藩重孙、著名化学家，曾任北大教务长、高教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被打成右派并遭革职，翌年转入武汉大学化学系“政治上改造，工作上使用”。俞大絪的死讯传到武汉，已患癌症的曾昭抡当场昏倒。后于1967年12月8日被迫害致死。死后的曾昭抡无人收尸，学校当局任其在单身宿舍床上变质腐烂。多亏曾氏一侄从外地赶来探望叔父，看到如此悲惨一幕，从校外找了一辆平板车，含泪将曾昭抡的尸体火化，而后将骨灰抛于长江。

赵萝蕤的丈夫、古文字与青铜器专家陈梦家，“文革”爆发，因不堪造反派的批斗与污辱，决心“不能再让人当猴耍了”，于1966年8月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后，后又于9月3日在仅供容身的一间小黑屋里上吊自缢。就在陈梦家第一次自杀未遂的第二天，红卫兵再度抄了陈氏的家。批斗者把赵萝蕤的头发剃成“阴阳头”，拉往北大校园，遭到更加酷烈的批斗和殴打——而动手殴打赵萝蕤的人中，最威猛、凶狠，反复掌赵氏耳光的，竟是赵萝蕤亲自教过并让其留校做助教的年轻女性。经过这一场身心折磨和人格污辱，赵的心灵受到重大打击，精神分裂症加剧。

与陈梦家并列为“四大右派”之一的北大教授向达，“文革”中被造反派押往昌平太平庄劳动，晚上寝室门被从外锁死，夜间如厕一概不准。向达患严重肾病，全身浮肿，尿液不能排出。但仍不准送医院救治，只押回校内“劳改”。1966年11月24日，一代史学巨匠向达可以说在痛苦中被尿憋死。

出卖背叛，何以言“信”

“人间热泪已无多”。在极端情境中，亲情崩解，朋友反目，同道成仇，比比皆是。到后来，连“冷泪”都鲜有了。

人所熟知的因《海瑞罢官》而落难的吴晗，成为10年“文革”开刀祭旗的第一人。吴晗死的时候，头发被批斗者拔光，牙齿被打掉，屎拉在裤子里。

据考据，当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尹达，与吴晗、邓拓有过数度合作，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当年，尹氏不仅与吴晗一起负责组织《中国历史地图集》绘制工作，还与邓拓一起负责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而当“文革”风暴席卷而来的时候，尹达何以自处呢——他以历史所为阵地，组织了一个“史绍宾”写作组，即，以中国“史学界一哨兵”自居，揪斗失势的知识分子。当年翦伯赞、范文澜很快失势，成为“史绍宾”揪查、批斗的对象。继而吴晗的《海瑞罢官》案发，“史绍宾”更是凭着敏感的政治嗅觉，给予吴晗迎面痛击。

其时，贵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尹达回到堪称“红色堡垒”的历史所，召集“史绍宾”写作组得力干将，在《人民日报》抛出了长达一万六千余言的文章《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一九三零年至一九三二年吴晗和胡适的来往信件》，这篇“雄文”给命悬一线的吴晗断气前的最后一击。此后，吴晗彻底地登了鬼录。

1972年，已是79岁的国学大师吴宓被允许返回重庆养病，住在原校内宿舍楼三层一间9平方米的小黑屋中。吴宓本性一介书生，运动一来，避之不及，只能备受同仁诬陷攻歼。如，他在日记中说，“下午2～6点，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教研组合并运动座谈会。某某二同志监临，命再作交代。而耿振华、田子贞、李维品、朱学兰、周显忠、范太前等发言，集矢于宓”——如何“集矢于宓”呢？“命宓与父、碧柳、兰芳割断关系。众逼问宓与张宗芳关系……田子贞又揭发曾宛凤常捧花来，为宓插瓶中。朱学兰则述某女助教，在宓外室考试时，宓奉茶，供醪糟……”

甚至，他日记中如是说——田子贞补充说，“宓某晚发言有云‘打倒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横扫，即，打倒那些要横扫牛鬼蛇神的人。即是反对此运动，足见罪大！”平素同仁，瞬间反目，捏造附会，落井下石。吴宓虎落平阳，继而完全跌入深渊。

应当思考 “我们的思考”

遥想当年，在民族存亡续绝的艰难岁月，南渡的知识分子深明大义，虽颠沛流离而不屈不挠，在精神上提升了全民抗战的力量，为民族保存了文化血脉与读书种子，使之弦歌不辍，香火不绝。然而，继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之后，更有1966～1976年“文革”10年，这一批当年留在大陆、学贯中西的硕学鸿儒噤若寒蝉，从此集体失声、民主不彰，学术自由消失殆尽——岂止学术与自由，中国知识分子就连自身生命，已形同一只蝼蚁，随时都有被虐杀的可能。这本书只是书写了他们被虐杀、被蹂躏、被封口的历史的冰山一角而已。“文革”之中，传统文化的大厦轰然崩溃，学术阵地尸骨遍野。野草疯长的文化荒原之中，除了叼着人骨的狼的嚎叫，难以闻到人类文明的气息了。

极目当今中国学术界，一个令人痛心又无奈的事实是：大师远去了，隐匿于历史的岚山雾海之中。延续千年的传统弦歌不再，道德根系几乎彻底断裂，学术进程自源头始停滞，教书育人的灯火黯淡。大师们当年之“续命河汾之志”成为一曲苍凉的绝响。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人们看到的只是飘渺于天地间几缕忽明忽暗跳跃着的香火——这便是“文革”为中国文化学术结成的一个恶果。

更深远的影响则是它的遗毒在散布与蔓延。如地下水的污染，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被排除与净化呢？

残酷的历史似乎教化了人们的生存技巧——背叛、出卖、诬陷、攻讦，似乎成为某些人的人生哲学，他们精熟地掌握着进攻防御的战术技巧，出于利益而见风使舵，明哲保身……就连被称为“这世上的盐”的知识分子本身又当如何？一个新的时代来临，尽管执政者与有识之士奔走呼号，萌发扭转乾坤之志，却是步履维艰，代价无穷——知识分子本应成为社会呼吸的肺腔和喉管，然而它们曾经被窒息和割破；知识分子本应成为社会的脊梁和硬骨，然而它们曾经被打断和根绝；知识分子本应成为中国的一颗最自由的心，承载着传统的文化与德行之根脉香火，然而他们心有余悸、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他们自身“好了伤疤忘了疼”，甚至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和愿望。历史的镜子被摔得粉碎，文化温情全然消失，冷酷无情又面目狰狞，人们变成非理性的群盲，集体失忆。

历史是映照正义与邪恶的镜子，一个不知反思、没有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和前途的。“后之视今，亦尤今之视昔”。如今，在“文革”浩劫结束30多年的当今，难道不该还原“文革”历史、探明真相，找到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吗？

我以为，另一方面，“文革”固然是人性恶的集大成。它将人类社会的进化，复原为蛮荒时代的嗜血族类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丧失了基本的文明。人们血液中的人性恶全被激发出来。最终竟是“善者亦为恶”，随同着人们去糟蹋一些好人，这就不单单是善恶之辨了。事实上，或许，人们应该换一个视角来审视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人祸”。即，应该超越通常所理解的善恶之争、正邪之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为，一面是人性中的光明与幽暗本是共生共存，善恶无法被量化，因而作为个体无法被准确测量和划归；另一面是，“邪恶制度下的人性”会将恶行以日常如流水的方式正常化、合理化地表现出来——又有谁，能身处时代漩涡而能安然自处？可又有谁对“文革”中的“邪恶制度”负责！

因此，仅仅分辨出正义与邪恶是不够的。简单的善和纯粹的恶，是人类的“天然性”，善恶站在同一边；而站在另一边的，是不可或缺的健全社会的法律制度，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道德和谐的文化内在，是对历史的尊重和道得的敬畏，是人类的“社会性”——健全法律制度、道德自觉和文化良知，中国需要一百年亦不为过！也唯其如此，巴金所担心的“文革”浩劫才不再重演，中国伟大的民族复兴才能得以实现。

记得2005年出版的李宁武著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一书指出，“应当思考‘我们的思考’”。即，不但要记录和研究“文革”，还要对思考方式本身进行反思。以往，关于“文革”的研究存在局限，即多在“简单否定”的层面上打转，用“文革”所固定下来的思考模式研究“文革”，从而对之简单否定与声讨。“历史分析如果仅仅停留在简单的历史否定上，那么，很容易造成简单的再否定，形成循环否定的历史怪圈。”

有人说，在我们中国历史上，这种教训实在太深刻了。中国的历史虽然悠久得足以令人自豪，但一场“文革”把数千年的历史消耗了一半。这种历史实践中的反动与内耗的循环，必然充满着反人性、反历史、反人类的血腥味——或许，这也正是《南渡北归》揭示并省思的地方吧。

然而，读者为之感动和哀伤的，并不仅是书中描述的抗战时期知识分子流亡西南的学术命运，恰恰更是这批杰出学人在“文革”中的一连串政治际遇。两相对照，人们为经历千难万险没有死于抗战而死于“文革”的大师，以及这个民族在文化、学术上的衰微而深情一哭。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反思“文革”旨在揭痛的同时，触动国人曾经的心灵扭曲与本相变形之症结，亦追究当今“心灵的兵荒马乱、信仰的分崩离析、道德的无所适从”乱相之源。反思本不止一文一日之功。然抚今追昔，更助于国人警醒与自觉地抵达中国梦、强国梦。

最后

（本段为读书时随笔所记，作为结尾。）

胡适当年的好友，后来成为对立面的鲁迅说过：中国人都不大有记性，因为“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依然活着”。

若为学问，应切实的求学，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中国越混沌，我们越要有求学的耐心。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之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都是虚幻。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养成一个’真我’。

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绝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固然像冯友兰，郭沫若之流红极一时，但公道也自在人心。

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穆旦

人世间很多残酷的事都用道德的名义去施行，也是中外古今一律。

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想必我也知道一些原因了，可能未来中国也再也出不来民国时期那些璀璨的大师。

沈从文

沈从文为本人认为最适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可惜建国后便不再写作，特将其生平摘录如下。

祖父沈宏富为汉族，生身祖母刘氏为苗族，母亲黄素英为土家族，沈从文本为汉族，早年亦以汉族人自居，晚年时为家庭利益选择了苗族。

1917年高小毕业后，进入陈渠珍湘西护国联军部队办理杂事，后任陈渠珍书记。陈藏书甚多，沈受益匪浅。1922年在陈的支持下，沈离开湘西去北京发展。1923年进入北京大学旁听，同时练习写作。

1924年开始发表作品，并结识郁达夫、徐志摩、林宰平等人。

1925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福生》，1926年出版第一个创作文集《鸭子》。同年底，沈从文在上海与胡也频等自筹资金，创办《人间》、《红黑》杂志，终因资金不足而停刊。

沈从文20年代起蜚声文坛，与诗人徐志摩、散文家周作人、杂文家鲁迅齐名。沈以其小说创作著称。而后，他改执教鞭，1928年到1930年任教于上海中国公学，兼任《大公报》、《益事报》等文艺副刊主编；后曾先后在辅仁大学、国立青岛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其中学生之一的汪曾祺也步上沈从文之路，成为小说家。

1948年受到郭沫若等的批判，1948年12月31日宣布封笔，中止文学创作，转入历史文物研究，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服饰。

1949年以后，沈从文没有进行过小说创作。他的书在三十多年间仅出版过一次。

1950年到1978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1978年到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期间遇上文化大革命。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全都烧毁。

1979年，沈从文被第四次文代会中提起，沈从文说：“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

1980年，沈从文应邀访美。

1985年，一名女记者问道沈从文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扫女厕所的经历，沈从文抱着她的肩膀，号啕大哭，惊呆了周围的人。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猝发在家中病逝，享年86岁，临终遗言：“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