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三七的《玻璃屋顶》

我出生在60 年代中期；至少那一代的人，要分清理想和幻想是很难的，因为我们成长的那个时代，社会指向上的理想，是以幻想的形式沉淀在人心里面的，而个人的种种幻想，在一个尖刻和对他人粗暴的思想环境里，很容易被自己解释为理想。那个时代以及其他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在今天常常受到批判，连理想主义这个字眼儿也会使我们警惕，因为它快成了“干涉主义”的同义词，成为个人强使别人服从自己的意志时最佳的自辩语。

在这个地方，我要试图分开两种理想，一种是对社会的理想，一种是对个人生活的理想。这两种理想都源于社会意志和个人意志的不协调，只是前者必须在社会中得以实现，后者则建议一种有限合理的生活方式。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以及——我怀疑——另外一些时代的人，个人生活的理想隐藏在对社会的理想里面，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很少想到独立的个人生活的可能性，对他们来说，个人的全部价值只在于他的社会角色。在革命的时代，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是坚定而激烈的前行者，不择手段的行动家，革命成功，他也得到个人的成功，革命失败，他往往迅速颓唐，绝望，无法重建个人生活。在平淡的年代，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中会出现言辞激烈的诅咒者，愤怒的诗人，地下室里的阴谋家，把每一个他人看作障碍 / 在每一个方面格格不入的人。

对个人生活的理想，不是指那些欲望、野心、种种自利的念头，它和对社会的理想一样肇自对人类生活共同的期望、公开的价值信念、普遍的原则。它所希望的是个人能遵从这些信念而生活。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以及其他许多时代的人，从童年的教育开始，就没有学会使自己的理想建立在可以和别人理想共容的基础上，有机会的时候，理想主义者们之间进行了这世界上大多数的战争，在另一些时候，人们用其他方式彼此粉碎理想，像我们今天这样。

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从古老的年代开始，个人和社会间天然的无法协调就产生出种种理想主义的解决方案。由于人性的丰富，在哲学和行动中，我们看到过无数种事例，无数的诗篇和咏叹，无数种狂人或犬儒，无数的人遁入内心，无数的人郁郁而终。然而也有无数的人在两个方面都免于严重的伤害，也有的人——不那么多——能在两个方面都实现一部分理想。

个人，当把自己放到社会的对立面时，会看到社会的强大，自己的软弱无助。有一些人，从中意识到那种强大是可以利用的；意识到看似铁板一块的集体意志，却像尼禄皇帝所希望的罗马一样，另长着一个脖子，可以一刀挥断；意识到在社会这个严厉的词语后面是一个个有弱点的个体；意识到那种反对他的力量一旦为他指挥，可以实现许多东西。另一些人，即使看到这一点，也会由于不利用他人的弱点这一原则而止步。不论对谁来说，历史意志的选择都比个人的奋斗更有决定性，对被选中的人来说更是这样。我在海滩随便抛出一粒沙子，被它砸中的另一粒沙子会觉得奇迹发生在他的身上，会认为他争取我注意的努力成功了。偶然性常常让人发生宿命感，每一个理想主义者都以反抗宿命开始，复归于宿命。

自由意志下的生活是一连串的选择过程，小到决定早餐的内容，大到决定你做哪一种理想主义者，——如果你不幸地已经是理想主义者的话。每个人都无时无刻不感觉到和社会的矛盾，对理想主义者来说，内心的矛盾更为复杂。他经常陷于迟迟不决中，像哈姆雷特一样，不同的原则在他身上冲突，不同信念之间的矛盾，在一些瞬间，要比理想和外部世界的冲突更加难以解决。

理想是关乎目的的，原则是关乎手段的；信念鼓舞人做一些事，原则禁止人做一些事。理想主义者的一种尴尬处境，并不是因为理想无法实现，哪怕是部分地实现，对理想主义者来说，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当失败可以解释外界的原因时，他可以安心地接受这样一种结果——因为他很难找到一种合乎原则的行动方式。许多理想主义者最后放弃了许多原则，或者从一开始，或者逐渐的。后一种情形更常见，我们都看到过这类“理想主义者”，如果从权宜走向权宜，一点一点地远离出发点，那种支撑他对自己评价的早期信念只剩了一个空壳，到后来只是一种顽固的解释惯而已。对理想主义者的评价，经常集中于他所抱的信念上，以至于一些人很少被我们认为是理想主义者。一个热望于一种“洁净的种族环境”、志在清洗人类的人，不被认为是理想主义者，因为我们惯于带褒义使用“理想”这个词。其实，在希特勒和许多被当做英雄来崇拜的人之间，分别是很小的。没有原则制约时，所有的理想主义者都会成为一种人，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推动了社会的变化，也构成了对人类共同体的最大威胁。在法国大革命的几十年里，我们可以集中地辨认出一批行动着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丹东、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之属，是无所顾忌的；另一些人，如拉法耶特，为原则所阻，中辍了行动；另一些人，如年轻的卡米尔·德穆兰，直到最后才恢复了温厚的天性，痛苦地看到那些理想在现实中变得连他自己也认不出来了。在马拉和刺杀他的夏洛特？科黛之间，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在罗兰和罗兰夫人之间，又有很大的差别。更多的悲剧发生在内心的舞台上。一个热爱人类的理想主义者，迟早会意识到，那些束手束脚的个人原则和他对人类普遍状况所抱有的信念，就像刀柄和刀锋的关系，他不是总能安心于一边幻想着人类的福祉，一边蔑视身边的人类成员的生命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