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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者何以自处?

2017-06-09


来自三七的《玻璃屋顶》

我出生在60 年代中期;至少那一代的人,要分清理想和幻想是很难的,因为我们成长的那个时代,社会指向上的理想,是以幻想的形式沉淀在人心里面的,而个人的种种幻想,在一个尖刻和对他人粗暴的思想环境里,很容易被自己解释为理想。那个时代以及其他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在今天常常受到批判,连理想主义这个字眼儿也会使我们警惕,因为它快成了“干涉主义”的同义词,成为个人强使别人服从自己的意志时最佳的自辩语。

在这个地方,我要试图分开两种理想,一种是对社会的理想,一种是对个人生活的理想。这两种理想都源于社会意志和个人意志的不协调,只是前者必须在社会中得以实现,后者则建议一种有限合理的生活方式。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以及——我怀疑——另外一些时代的人,个人生活的理想隐藏在对社会的理想里面,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很少想到独立的个人生活的可能性,对他们来说,个人的全部价值只在于他的社会角色。在革命的时代,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是坚定而激烈的前行者,不择手段的行动家,革命成功,他也得到个人的成功,革命失败,他往往迅速颓唐,绝望,无法重建个人生活。在平淡的年代,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中会出现言辞激烈的诅咒者,愤怒的诗人,地下室里的阴谋家,把每一个他人看作障碍 / 在每一个方面格格不入的人。

对个人生活的理想,不是指那些欲望、野心、种种自利的念头,它和对社会的理想一样肇自对人类生活共同的期望、公开的价值信念、普遍的原则。它所希望的是个人能遵从这些信念而生活。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以及其他许多时代的人,从童年的教育开始,就没有学会使自己的理想建立在可以和别人理想共容的基础上,有机会的时候,理想主义者们之间进行了这世界上大多数的战争,在另一些时候,人们用其他方式彼此粉碎理想,像我们今天这样。

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从古老的年代开始,个人和社会间天然的无法协调就产生出种种理想主义的解决方案。由于人性的丰富,在哲学和行动中,我们看到过无数种事例,无数的诗篇和咏叹,无数种狂人或犬儒,无数的人遁入内心,无数的人郁郁而终。然而也有无数的人在两个方面都免于严重的伤害,也有的人——不那么多——能在两个方面都实现一部分理想。

个人,当把自己放到社会的对立面时,会看到社会的强大,自己的软弱无助。有一些人,从中意识到那种强大是可以利用的;意识到看似铁板一块的集体意志,却像尼禄皇帝所希望的罗马一样,另长着一个脖子,可以一刀挥断;意识到在社会这个严厉的词语后面是一个个有弱点的个体;意识到那种反对他的力量一旦为他指挥,可以实现许多东西。另一些人,即使看到这一点,也会由于不利用他人的弱点这一原则而止步。不论对谁来说,历史意志的选择都比个人的奋斗更有决定性,对被选中的人来说更是这样。我在海滩随便抛出一粒沙子,被它砸中的另一粒沙子会觉得奇迹发生在他的身上,会认为他争取我注意的努力成功了。偶然性常常让人发生宿命感,每一个理想主义者都以反抗宿命开始,复归于宿命。

自由意志下的生活是一连串的选择过程,小到决定早餐的内容,大到决定你做哪一种理想主义者,——如果你不幸地已经是理想主义者的话。每个人都无时无刻不感觉到和社会的矛盾,对理想主义者来说,内心的矛盾更为复杂。他经常陷于迟迟不决中,像哈姆雷特一样,不同的原则在他身上冲突,不同信念之间的矛盾,在一些瞬间,要比理想和外部世界的冲突更加难以解决。

理想是关乎目的的,原则是关乎手段的;信念鼓舞人做一些事,原则禁止人做一些事。理想主义者的一种尴尬处境,并不是因为理想无法实现,哪怕是部分地实现,对理想主义者来说,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当失败可以解释外界的原因时,他可以安心地接受这样一种结果——因为他很难找到一种合乎原则的行动方式。许多理想主义者最后放弃了许多原则,或者从一开始,或者逐渐的。后一种情形更常见,我们都看到过这类“理想主义者”,如果从权宜走向权宜,一点一点地远离出发点,那种支撑他对自己评价的早期信念只剩了一个空壳,到后来只是一种顽固的解释惯而已。对理想主义者的评价,经常集中于他所抱的信念上,以至于一些人很少被我们认为是理想主义者。一个热望于一种“洁净的种族环境”、志在清洗人类的人,不被认为是理想主义者,因为我们惯于带褒义使用“理想”这个词。其实,在希特勒和许多被当做英雄来崇拜的人之间,分别是很小的。没有原则制约时,所有的理想主义者都会成为一种人,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推动了社会的变化,也构成了对人类共同体的最大威胁。在法国大革命的几十年里,我们可以集中地辨认出一批行动着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丹东、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之属,是无所顾忌的;另一些人,如拉法耶特,为原则所阻,中辍了行动;另一些人,如年轻的卡米尔·德穆兰,直到最后才恢复了温厚的天性,痛苦地看到那些理想在现实中变得连他自己也认不出来了。在马拉和刺杀他的夏洛特?科黛之间,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在罗兰和罗兰夫人之间,又有很大的差别。更多的悲剧发生在内心的舞台上。一个热爱人类的理想主义者,迟早会意识到,那些束手束脚的个人原则和他对人类普遍状况所抱有的信念,就像刀柄和刀锋的关系,他不是总能安心于一边幻想着人类的福祉,一边蔑视身边的人类成员的生命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