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其为“追求真理，但不强加于人”，或者说“我的真理以你不接受为边界”。而这种包容与自信，恰恰是中国人一直或缺的。回望这个时代的“真理病”，于官于民，于国家于社会，可谓等量齐观。人们只愿接受自己想看到和想听到的事情，要么赞成，要么反对。即使一个“韩寒事件”，也能将中国社会撕成两半，原因只是你和我对韩寒的态度不一样。具体到中国未来的走向，极左和极右都令我畏惧。两种激进主义在逻辑上最终必定走到一起，而中间意见阶层则成为两派共同的敌人。

在一个广场上，人挤人，你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但如果你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就知道周遭的种种拥挤对你来说其实毫无意义。

在一个代议制国家，我的利益被人堂而皇之地代表。然而，代表我利益的人姓甚名谁我竟不知晓即使是那隐姓埋名的佐罗，我也知道他的刀剑与相貌。在他们穿红戴绿满脸喜庆参加一年一度的“政治嘉年华”之前，为什么从不询问我需要什么利益？为此，我不高兴。

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形成，同样贯穿于“体制化”之中。“体制化”是著名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演绎的重要概念。犯人老瑞德（摩根·弗里曼饰）这样谈到“体制化”：“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自此，狱中控制全部实现。在暴力的支持下，警察通过赚分游戏成功地改造出一个“地下室社会”。人质失去自由的过程因此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步，分别是拒绝奴役、自愿奴役和习惯奴役。如果进展顾利的话，还会有第四步，那就是赞美奴役。

感慨的“以河为界的荒诞正义”—杀死同岸的人是凶手，但如果被杀死的人来自对岸，杀人者便成了奋勇杀敌的大英雄。这也是有些报复社会者会被人称作“暴徒”，又被另一些人捧为“好汉”之原因所在。归根到底，就在于社会中间横亘着一条长河。而这条河，在仇恨泛滥之时足以淹没一切。

我看到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在愤世疾俗，每个人都在同流合污。我也时常为此心灰意冷，一言不发。好在我还没有彻底丧失信心。近几年，我明显感到社会氛围中有越来越多的压抑。然而，仍有一个明亮的声音对我说，中国不会回到过去，而且至少有四个不可逆转的因素：一是私有产权的确立;二是互联网的发展;三是中国的世界化趋势;四是公民意识的形成。

今天的社会越来越开放，观点越来越多。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举例说左派和右派的主张分别为A+B和A+C。有意思的是，他们不会为共识A一起流汗奋斗，而是为自己的B和对方的C的不同争得头破血流。宁愿为差异而争斗，而不是为共识而努力，这不得不说是个悲剧如果这个国家的精英，能够为共同底线而努力，我相信当下的许多问题会好解决得多。

现在也有一个说法是“中国改革已死”。有权的为没权的制定政策，有房的为没房的制定政策，有车的为没车的制定政策，吃肉的为吃草的制定政策，狼永远有条件热爱羊。

在此之前，我最担心的是政治、资本与科技合谋。只要人还在控制机器，那么机器对人的驱逐，从本质上说还是人对人的驱逐。如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谈到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难以计数的人将成为无用阶级，连被剥削的价值都没有了。

我理解这种突如其来的无能为力，于是接着说，“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提醒自己的孩子要学会明辨是非，克服心中无谓的恐惧，并且知道这个国家或时代有些事情是不对的。这才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源泉。与此同时，我也因此更清楚一个时代为什么会滞步不前。我们希望一代更比一代强，但是又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即类似恐惧与来自社会的规训无时不在腐蚀这个国家未来的根基。

生活在这个国家，我已经见证了太多的抵制。这些抵制通常都发生在政治或者社会出现危机之时，背后有勒内·吉拉尔所说的古老的替罪羊机制。当一个社会或群体发生整体性危机时，需要有一个有特别标识的人或物（无论来自内部还是外部），为其赋予一种罪性的意义，并施以严酷的惩罚包括死刑。当此人或物被消除后，这场危机也就消退了。

偶然的机会，读 Philippe geluck。 Geluck说，人类从树上下来的，我是从公交车上下来的。 Geluck xi ， dans le passe 。 il y avait plus de futur que maintenant过去有比现在更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