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面？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又是从什么时候起，一想起那日渐荒凉、寂寞的乡村，想起那在城市黑暗边缘忙碌，在火车站奋力挤拼的无数的农民工，就有悲怆欲哭的感觉？这一切，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如何发生的？

推荐这两本书是因为这两本书与我的情感是如此的接近，我庆幸仍然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家乡，一个地理上的点，一个灵魂停泊的所在。

人去楼空

“人去楼空”是乡村日常生活的景象。大部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都在家盖有新房，并且，也是为挣到盖房的钱或为子女挣得学费而奔向城市去的。他们并不以为自己能在城市扎根、养老（也许是他们根本看不到这样的可能性），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在城里打工，挣一笔钱，在家里盖栋像样的房子，然后在本地找个合适的生意做。

年轻工人却对自己的未来相当迷茫。作者在问到一位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将来在哪里安家时，他颇为踌躇，边思考边说：“绝对不会在村里，也不想在县城，肯定也不会在北京。极有可能的是，将来结婚，把孩子留给家里的父母，两个人继续在不同的城市打工。”在这样说的时候，这位年轻人并没有愁容满面，也没有极其心痛，甚至，只是一种描述而已。他们还正处于盛开的年龄，还不甘于命运，活力无论如何也压抑不住。

和在北京的朋友，同事，同学聊天的结论，很少有对未来有明确规划的，大多数是走一步看一步的，北京的房子太贵，先在家里买一套，也没有时间住，想着年纪大了回家找点儿活儿干。有的同学很焦虑，眼看三十五岁的到来，不知道未来是什么。

“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现代都市的存在方式反而最典型地体现了现代人在精神上的贫乏状态。这是一个孤独与疏离的时代。这一批城市流浪者无法战胜疏离、劳累和孤独所带来的摧残性的忧郁，无法战胜无用感、无根感和自卑感。

土地

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情感联系在越来越淡，剩下的只有利益关系。我们村里的地越来越少的人种了，去了发现隔几块儿就是一块荒地。

以前春种和秋收的时候，地里望去都是红红火火的播种或者收割的景象，而现在地里是空荡荡的，大多数村民除了种地往往还在附近打着工，趁着不上班种种地，我爸去年种了20多亩地，平均一亩能够卖1500块到2000块。种地虽然免税了，但是，即使种地不交钱，肥料、种子、人工，在不停涨价。种一年地下来，其实没有什么赚头。农民不是想打工，而是不得不打工。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可以选择的余地。

小时候，有鸭在河上面游来游去，有鱼在水中游动，还有鳝鱼在泥里钻来钻去，但水却并不脏。在浅的地方，甚至能看到下面的石块和黄泥的颜色。记忆中我去地里是很快乐的事，坐着马车晃晃悠悠，在草丛里钻来钻去，在河里有时候还能发现鹌鹑的窝，拿出里面的鹌鹑蛋回家让我妈煮一下好吃极了。而现在的小孩子，几乎没有体验过这样的快乐。因为靠近洋河，小时候的田里都种的是水稻，后来渐渐的就没水了，洋河也没水了。再后来，政府用钢筋水泥把整条河包了起来，河上建了桥，河边修了新的公路，只剩下车在跑。

活力

村庄里的新房越来越多，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生锈着；与此同时，人也越来越少，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衰弱的老人。整个村庄被房前屋后的荒草、废墟统治，显示着它内在的荒凉、颓败与疲惫。就内部结构而言，村庄不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或者，它的生命，如果它曾经有过的话，已经到了老年，正在逐渐失去生命力与活力。

村落结构的变化，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变化。农耕文化的结构方式在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杂的状态，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在中国的乡村进行着博弈，他们力量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村庄，不再具有文化上的凝聚力，它只是一盘散沙，偶尔流落在一起，也会很快分开，不具有实际的文化功能。

第一代打工者还愿意在村庄盖房子，因为那是他的家，在这里，显示自己的财富是确定自我价值的象征。但是，第二代呢？更年轻一代的乡村青年对乡村的感情非常淡薄，他们在家乡待的时间很短，往往初中毕业或没毕业就出去打工，对未来的渴望更为开放，也正因为此，他们的命运与处境更为尴尬。他们又将在哪里扎根呢？十几岁就离开家乡，在城市打工，但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没有任何的社会保障，城市不是自己的家；而乡村，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遥远的、没有情感的事物，也没有归属感。新一代农民工这种双重的精神失落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已经显现出来，它该怎样弥补、改变，将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课题。

政治和权利

几十年来，国家对乡村的政策一直在调整，中间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期。现在，政府对农村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并且，加大了投入的力度和广度。从表面上看，国家与农民、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减轻了，但是，却也遮蔽了许多本质性的问题。譬如民主程序、村民自治，虽然已经喊了三十年，但是，对于中国一个内陆小村庄来说，它们依然是很陌生的、概念化的名词。政治、权利、民主等词语距离他们还很遥远。国家、政府与农民之间缺乏根本性的互动，一种建立在理解、尊重、平等基本上的互动。在这三十年里，农民非但没有成为主人，反而成为民众认知中负担、黑暗、落后的代名词，是现代性的负面和现代化改革的主要阻力。乡村人口的超高流动性是民主政治无法推行的重要原因，家庭的主要成员长年不在家，对村庄、对土地的感情越来越淡漠。出门挣钱是第一要义，至于土地，它不再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不再是“命根子”。无论政府怎么折腾，无非就是要税或不要税，多要税或是少要税，不足以形成一种巨大的牵制力和回望力。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基本的生命单位，村庄并没有生产能力、没有建设项目，也没有凝聚力吸引它的成员，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有机组成部分。

或许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都被忽视了，即中国农民对政治的冷淡。在农民眼里，社会仍然是别人的，他们不属于其中。所有的好与不好，都只是被动的接受。他们只是“被拯救者”，而不是其中的主人公。乡土中国不仅是地理意义的农村，而且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就中国目前的现实而言，政治的、文化的农民仍然被看作是社会的累赘，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的巨大包袱，而没有把它们作为主体。如果不把他们纳入这个政治社会的主体中来，不以某种方式使他们能够参与政治生活，乡土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在一般的概念中，经济的衰退会造成文化的混乱与衰退。这是因为，文化的传承需要一种稳定因素的支撑，生活安定，经济充裕，才能够使文化的内在与形式得到充分的体现。在中国当代乡村，却似乎恰恰相反。如果从最广义的乡村总体经济，从一个农民家庭的总体收入来看，乡村经济的确是在发展，夫妻俩都能打工挣钱，孩子稍大一些也可以到城市里面打工，无论工种好坏，总比单纯种庄稼强得多。但是，文化，无论是传承意义的、个人精神层面的，还是求知方面的，却处于一种断裂与衰退之中。我们，包括国家意识形态和大多数知识分子，总是用“转型”这一词来概括、形容这一断裂，却忽略这一转型背后所造成的“黑洞”效应和巨大的毁坏力。这里所指的“文化”并不仅仅指传统的一些观念、道德和习俗，也指现实中的文化状态。

国家对乡村的发展越来越重视，一直在努力寻找一条适合乡村的道路。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农民却始终处于一种被动消极的状态，并没有真正的参政意识。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政府——村干部——农民三者之间始终是三张皮，没有形成有机的统一体。当代的农村政策不停地改变，时好时坏，身在其中的农民不知道哪一种东西还真正属于自己，包括土地。因为没有拥有过权利，农民也不认为有哪些自己应该关心的事情，国家给一点，当然好，不给也是自然。

婚姻和家庭

农村生多胎的也越来越少，按清道哥的观点，在农村，头胎是男娃儿，一般都不急着生二胎，或是抱养个小女孩子。二胎又是男娃，都哇一声，气哩不得了，咋了？养不起。一胎是女孩，百分之九十九的还是想生男孩，别绝了就行。生三胎的现在几乎没有。真要想生，你再罚，还是有办法生出来。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并没有形成约束力，反而是经济约束着人的意识。

现在反而觉得生闺女要比生儿子好，2019年中国男女比例的缺口已经到了3000万，简单来说就是有3000万的适龄男性不能组建家庭，加上大量农村女孩都进了城市。生下男孩子就得开始给他攒钱，买一套100平米的城里房子100万，一辆车10万，再加上彩礼，相当于每生一个男孩子就欠款100万。

而生下女孩子，“就轻松多了”。

农村留守老人的状况和城市的老人问题完全不一样。城市是孤独问题，而乡村的老人却是金钱问题。

现在还是养儿防老，所有乡村老人都是想万一有一天你躺倒在床上，不会动了，不能为人家服务了，指望谁？没有退休金，又没有社会保障体系。你现在不给“人家”养孩子，不努力干活，将来“万一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是会有你好看的。

对于老人来说，他们甚至不敢理直气壮地要求儿子尽传统的孝道，如和儿子一家在一块儿居住，要求尊重等等，因为他们没有给儿子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儿子年少出去打工，彩礼、结婚、盖房，全是自己打工挣来的钱，父母根本没有权利支配。而家族制度的衰落、公共道德监督力的衰退、国家在法律与赡养习俗之间的矛盾都使得儿子，尤其是儿媳不把父母放在眼里。社会学家阎云翔把这一现象称为“父母身份与孝道的世俗化”，传统的文化机制遭到破坏，孝道观念失去了文化与社会基础。儿子、儿媳根据市场经济的新道德观来对待父母，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交换关系，双方必须相互对等地给予。这在这一代的农村父母是绝对没有办法做到的。

在中国文化的深层，有一种本质性的匮乏，即个人性的丧失。由于秩序、经济和道德的压力，每个人都处于一种高度压抑之中，不能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和个人愿望。每个人都在一种扭曲中试图牺牲自己，成全家人，并且依靠这种牺牲生成一种深刻的情感。一旦这种牺牲不彻底，或中途改变，冲突与裂痕就会产生。在日常状态中，家庭成员彼此之间沉默、孤独，好似处于一种愚昧的原始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这种痛苦没有体会，只是，每个人都被看不见的绳索捆绑着，无法叙说。一旦矛盾爆发，往往极具伤害性。

虽然老人们在抱怨，却仍然可以感受到掩藏在背后的爱与宽容，对儿女，对他们在外面的艰难生活，对身边这一个个让他们老年还不得安生的孙子，仍然有一种非常细腻的感情。虽然他们也担心将来的生活，也担心儿媳的行为，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仍然兢兢业业地伺候孙子，替他们承担一切。他们不表达，不但对外人，对儿女更不表达。这一切，是属于地层之下的，被深深埋藏起来，连他们自己也意识不到。乡村的生命，其韧性之大，是与自然界的生物相等齐的。

即使只是一个已经离职许多年的小学民办老师，你也能感觉到，在他的言语之中，他最担心的不是小学本身的消亡，而是这个村庄文化氛围的消失，一种向上的精神的消失——虽然他并没有清楚得表述出来。也许村庄的真正破败并不在那些内部的废墟，这学校的破败、荒凉才让人感觉到了这村庄的真正腐朽与行将消散。

家庭内部也在发生变化。由父母通过日常生活教育孩子各种行为规范，变为由爷奶或亲戚代劳，父母和孩子之间被金钱关系所代替。而随着学校在村庄的停办——它可以看作是统摄整个村庄向上精神的象征物，随着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的去世——他们往往是村庄的心灵指向和道德约束，作为文化的村庄从内部开始溃败，只剩下形式的、物化的村庄。这一溃败意味着中国最小结构单位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个体失去了大地的稳固支撑。

村庄的溃散使乡村人成为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的指引和归宿地。它意味着，孩童失去了最初的文化启蒙，失去了被言传身教的机会和体会温暖健康人生的机会，它也意味着，那些已经成为民族性格的独特个性与独特品质正在消失，因为它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存在地。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的多少，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

活生生的现实

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通过分析1768年乾隆年间农村妖术的突然盛行，探究其背后隐藏着的民众意识和社会原因。乾隆时代一直被称为“盛世”，经济上生气勃勃，贸易、商品、丝织业、农民的生活水平、人口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然而，它对社会意识有着怎样的影响，却是一个实际上未经探讨的问题……我们最难以判断的，是“盛世”在普通人的眼里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对于生活正向何种方向发生变化，是变好还是变坏，是变得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等问题的态度，同我们期待在经济发展时会发生的情况，可能大相径庭。从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商业与制造业的发展使得处于巨大压力下的农村家庭能够生存下去，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投入每个人的劳力。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当时经济的生气勃勃给我们以深刻印象；但对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活生生的现实则是这种在难以预料的环境中为生存所作的挣扎奋斗。

对于中国当代的百姓来说，“活生生的现实”是什么？“盛世”和普通的农民、普通的民众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在当代叙述中，我们听的最多的也是“盛世”“大国崛起”之类的词，看到的多是锣鼓喧天的升平歌舞，并且，就经济发展而言，这也并非言过其实。但是，如孔飞力所言，这一经济发展及由此滋生的一系列社会现象对民众社会意识的影响却未经探讨。经济的发展、贸易的繁荣、城市的大规模建设并不意味着一个普通老百姓就可以致富，同时，即使致富，也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更幸福、更安全，也不意味着他的生存空间更大，反而可能面临着环境更为恶劣、生存压力更大和安全感丧失的境况。而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低下更是折射出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和精神意识的不健全。

最后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的：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至此把所有问题的原因归结于制度或者政府显然是不负责任的，站在更高的立场我也想不到好的解决方法，但还是想探索这个社会的内在逻辑，作为一个参与者和观察者，伴随着这一切，思考并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