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大，脱了棉裤，跑的好像快了一点，但是左脚有些不舒服，便早早结束。

有两本书讲常识的，一本是梁文道的，还有一本是托马斯·潘恩的。 托马斯·潘恩的写于200多年前，现在来看仍不过时。 梁文道的写于10多年前，现在来看也不过时。

好书似乎都不会过时，正如梁氏自言：“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政府由来

现假设有一小群人与世隔绝地居住在地球的一个偏僻角落，他们即象征着任何国家甚至地球的第一批住民。在这种最原始的自由状态下，各种驱动力都会让他们首先想到“社会”这一概念。单个人的力量远远不能满足其欲求，单个人的思想完全无法让其适应长久的孤独，各种需求迫使其寻求他人的帮助和慰藉；每个人均是如此。四五个人团结起来可以在荒野中构建起赖以为生之处，而一个人则可能忙碌终生却一无所成：他可以伐断树木却无法搬运木材，就算可以搬运木材也无法将之竖立起来；饥饿迫使他中断劳作，各种欲求以不同的方式向他袭来。疾病，甚至一些灾祸，都可能意味着死亡；即使疾病或灾祸本身可能并不致命，但也会让其丧失生存能力，最终沦落到一种生不如死、日渐消亡的境地。

就这样，需求像引力一样将新到来的住民凝聚成社会。只要社会成员始终彼此公正相待，社会所带来的互利性便可取代法律与政府的制约性；在这种完美的状态下，法律与政府毫无存在的必要。但是，除了在天堂之外，邪恶正到处滋生。最初让住民齐心协力的是他们共同面对的困难，而随着这些困难逐渐减少，邪恶一步步入侵；他们开始不再对自己的职责尽心尽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日渐松散。这种种懈怠都让政府的设立成为必要，人们希望以某种形式的政府来弥补道德方面的缺陷。

他们将政府议场设在附近的一棵大树边，所有住民都聚在树下讨论公共事务。他们最初的法律极可能只是有着法规之名，对违法者仅有的惩罚是众人的鄙视。在这种最原始的议会中，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拥有一个席位。

在初始时，住民人数不多、住所相去不远、公共事务不多且无关紧要；但随着住民越来越多、住所渐渐分散、公共事务日益增加，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召开每一次会议就变得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认识到：从全体民众中选出一部分人作为代表并准许他们管理立法事宜更为方便，这些代表关注的事务应该与选择他们的民众所关注的事务相一致，而他们处理这些事务的方式亦应该与全体民众均在场时的处理方式相一致。如果住民持续不断地增多，则有必要增加代表的人数，各处民众的利益亦均需顾及。人们发现，最好的方法是将全体民众合理划分成几部分，每部分群体选派一定数量的代表。为确保当选代表不谋求背离选民的私利，审慎之举是将经常性的选举常态化；因为在经常性选举的制度下，当选代表每隔几个月便重回并融入选民，于是其必须谨言慎行以免自掘坟墓，从而确保了其对公众的忠诚。这种频繁的交替互换在整个群体间建立起共同利益，彼此支持自然就得以维系。而正是基于此（而非毫无意义的君主虚名）才能构建起管辖者的力量与受治者的福祉。

这便是政府源起与诞生的过程；换言之，政府是道德无法治理天下时的必然产物。这也是设立政府的目的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即自由与保障。无论光亮如何耀照双目、声响如何欺骗双耳、偏见如何扭曲意愿、利益如何蒙蔽心智，自然与理性都会以最质朴的语言告诉我们：这是正确的。

而我们似乎忘了这些，或者说从来就没有想起来过，所以在看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时觉得异常无力，你让从来没有体验过自由的人去想象自由为何物，却不知要为自由付出多大的代价，不是轻易一句“Freedom”就能解决的事。

却见互联网上喧嚣，常识几乎殆尽，不知未来如何，可能也不会坏到哪里去吧。

最近在看林达的《历史深处的忧虑》，也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