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蜜蜂从地球消失，人类将只剩下四年的生命。没有蜜蜂，就没有授粉；没有授粉，就没有植物；没有植物，就没有动物；没有动物，就没有人。

中年人的停滞在于既改变不了世界，世界也很难改变你，故乡已经陌生，未来也一片混沌，谈不上好坏，好比奥特曼与小怪兽之间打来打去，打累了在夕阳余晖并肩喝着啤酒撸串但又无言以对的感觉。这一年明明有很多故事，但天凉好个秋。

总有一个错觉，我们所处的这个游戏在加快进程。运行于顶层的规则突然暴露在大众眼中，大佬亲自下场捉对厮杀，讳莫如深的博弈，发现也就那么回事儿。NPC在程序的指令下，突然发表争议言论，引发事端。用户在全球范围内集体降智，大批僵尸程序投入，引导舆论掌控言语，用户不能分辨真假对错，只能站队。丛林的大火蔓延不熄，巨大的台风席卷一切，极端天气频繁出现，微生物不再安安静静和人类共处。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都被操纵着，这仿佛是一种提醒：抓紧时间，游戏已经过半了。

疼痛是一个了不起的老师，但前提是它必须很尖锐。慢性疼痛会劫持你的反应、你的想法、你的人际关系以及你的生产力，并让它们都变得畸形。慢性疼痛的可怕之处是，你会变得习惯它们。

敏捷开发要求，整个开发过程都始终保持高速度。请问哪一种赛跑选手，可以从头到尾一直高速？回答是短跑选手，只有短距离才能一直冲刺。

敏捷开发提出的解决方法很简单，就是把开发过程分成多个100米，每一段都是短跑比赛就可以了。

我们都知道，如果可以回到过去，改变任何一件小事情，都将极大地改变未来。然而，几乎没有人想到，今天只要小小改变，就会改变自己的未来。

我口袋里有一个小设备，可以访问几乎全部的人类知识。我却用它与不认识的人进行毫无意义的争论，并看猫的照片。

“在美国有一种对无知的崇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着。反智主义的压力已经像坚韧的针线一般缠绕在我们的政治与文化生活中，而给予它支持的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即：民主便意味着我的无知与你的博学是一样优秀的。”——艾萨克·阿西莫夫

你们知道现在这个国家的人民都过着什么样的人生吗？大家只是坐在电视、计算机前面，单方面接受媒体所传送出来的讯息和娱乐，一直到死，都只是这样漫不经心的生存着。不管是用餐、洗澡、工作或是恋爱，只是把程序做完而已。没有自觉、无所事事地虚度时间，然后感叹人生短暂。——伊坂幸太郎《魔王》 ​

让我穿越回80年代，我干不干？想都不用想，干。赶上这个时代，活了这么多年，我能见的基本都见过了。向前展望，可见范围内也没什么特别值得期盼的。从前的穷日子一步步走过来了，再过一遍没什么不能忍的。为什么有人把同一个游戏打了一遍又一遍，就算没有New Game+模式也要反复打？

现代教育不是科举那样的分蛋糕制度，而只是筛选机制，最关键还得经过市场考验。所以即便有些人通过加分或中央政府照顾而进入顶级名校，如果能力跟不上也照样被市场淘汰。如果这些人进了体制内，那么收留太多这种名不副实者的单位和地区也最终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

19世纪末以前中国是严禁人口流动的（除战争和朝廷强制迁徙外），即便是做了宰相也得回家养老，所以当一辈子官出题面试的科举达人回到老家当然会辅导出很多嫡系弟子继续做官，但19世纪末之后废除科举、精英可以自由迁徙不再返回原籍养老，南北榜就失去意义了，精英必然集聚在少数发达地区。

之前有老师提到过一个研究，细节我忘了，大体就是说有学者从数据出发，研究幸福到底与什么有关，最后发现包括钱、宗教在内的很多因素都是次要的，“认为生活在变好”才是幸福的主因，换句话说，幸福是关于增量的，“希望”带来幸福

我发现长篇写作和短篇写作不太一样，后者像鸡啄米，总共就那么几颗，一颗颗啄就行了，而前者更像遛狗，你首先需要规划一条线路，其次要决定狗绳的长度，我个人倾向于比较长的狗绳，然后在预定线路上设置一串同步点，在每个同步点上，把狗绳拉回来，而在两点之间，就不妨手松一点，任他四处嗅嗅探探，看看能找出点什么好东西。

个人经验：任务清单必须分解到其中每项能在一小时之内（差不多相当于两支香烟之间）完成才是有用的，年度大愿景当然没啥鸟用，比这略有用的，是阶段性反省与调整，调整措施必须非常具体，比如：最近走路太少了，以后牛奶改成在附近小店买，走着去。

近年逐渐对记录自己失去兴趣，不写日记，除了工作，笔记也少，偶有所感，多数也只在头脑里盘旋一阵，任其消散，本是无来由的东西，就让它归无来由去。一是仍对自我比较厌倦，再者也无甚可记。时间是不存在的，所谓年度总结之类的节点不过是刻舟求剑罢了。小时候学到的这个成语，刚才突然冒出来，竟像重新认识了一遍，浮上脑际的画面是，人在舟上，这一年遗落的时间如剑没入水中，侧身在船舷画下标记，而舟顺流而下，连标记也再次被水抹去，同归于徒劳的虚无之中。

在任何国家，政府的目标都是维持社会运转，不是追求正义和道德。而执法部门作为政府对内的主要暴力工具，其目标是维持治安，不是维护法律。想明白这一点，可以解开很多疑惑。

政治正确就是二十一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对每一个政治正确共同体来说，事实如何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持庸众们心灵舒适，维持庸众首领们的权威。

最近总有人提到「社会时钟」这个概念，简单来说就是社会或是家庭所期待的你应该在某个年龄完成的事情。比如按部就班地上学、毕业，在二十几岁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在三十岁之前结婚，然后为人父母，成立自己的家庭……这也许是很多人这一辈子的生活轨迹，但也有人选择了从「社会时钟」这个体系中出走，在该稳定下来的年纪依然漂泊，在该发展事业的时候选择转行，在该成立家庭的岁数依然觉得自己还没长大……

毕竟，如果你追着一个时钟走，追不上可能每一秒都是错的，但如果你就停在那里，一天至少有两次，你的刻度是对的。

秋雨还要下十几天，病兮兮没好齐全，这两天一凉，肺部又有了压迫感，呼吸起来过火箱一样。回到家休养两天，上午醒得很早，吃完药又困，睡到中午，午饭吃完又睡了一大觉，原本要做的工作，都拖到后面去，要是只猫就好了，睡他个二十小时，天经地义，还有人在旁喊萌。自愈全靠睡，像是按了暂停按键，掉进一个空白，昏昏沉沉，似乎被人抱着，又知道是梦。十几岁的时候，无论把身体弄得多累多疼，好好睡一觉，也就好了，天生神力，像个拉不坏的橡皮筋，过了二十五，这皮筋就有点疲劳，小病不断，怀疑自己老化比别人快，但我没有证据…

独自活成一世界，不疾不徐好好生活。

一向不推荐吃瓜，也知道很多人对一些事物的骂战实际是借机宣泄自己的情绪。于我而言，不喜欢情绪起伏不定，情绪化就会失常，失常就意味着浪费时间，不能良好生活，最终这一天的质量下降。是的，经历了很多后，尤其是生死，现在对于很多事情，不在乎了，不需要要某一天达到个什么地步才满足，在乎的是每一天的质量，每一天细的感触。Bad things aways happen. 善恶，美丑，卑鄙，高尚，这些对立词，一代一代始终都会轮回下去。

明年还是有很多想象空间的，眼下觉得把一件事办成比要比去做一件事更重要，我将其命名为现实的理想主义，基于现状来逐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区别于理想的现实主义，过于理想的认知最后都妥协给了现实。很高兴能在30岁时开始不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而更多去扪心自问地思考问题，尊重别人的看法，理解和而不同与保留余地的重要性。虽然我脑子里的疑问与矛盾似乎越来越多，但2018年作为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我将继续前行，观察周边并探索未知。很高兴各位读者朋友的陪伴，我们明年见！

除了极少数伟大的思想家之外，绝大多数人都是别人思想的奴隶，就不要嘲笑其他人了。作为一只容器，你要知道你本身的价值并不因为你装了什么内容而变得高级或低级，而只在于你能用来做什么而已。

体育对男性来说像一种精神补给。我们生下来就被教育要面对竞争，但赢家总是少数，多数人的生活都以失败告终。但运动员弥补了这些缺憾，他的拼搏，就是我们的拼搏，他的胜利，仿佛也是我们的胜利。现在，运动员里最不惧竞争的那个家伙走了，所有的伤感和难过也是献给自己：你和失败之间再也没有距离。 — by 王老板

我们长期依靠金字塔式指挥系统，但近年来长官意志取代规则成为趋势，导致职能部门责权不对等，只能每件事都寻求上级具体指令，于是有组织地不负责任成为必然。这不是有无预案的问题，因为预案也是一种规则，不可能穷举具体细节，这是体制的内在逻辑决定的——我朋友哲学家Bin He所言

一只充满灵性，聪明而又忠诚的搜救犬，救过很多生命。现在，一个懒惰，无赖，卑鄙，猥琐，毫无价值的人杀了这只搜救犬，他需要负什么责任呢？在有些地方，可能只需要按价赔偿。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人什么都不是，仅仅因为他在生理上是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种族主义很难被消灭。因为只要你具有某些与生俱来的生理特点，就可以很方便地获得巨大的优越感；而如果凑巧生活在种族主义的环境，甚至可以毫不费力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所以，种族主义真正的敌人是精英主义。

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每个人的生命都同样珍贵。如果坚持这个假设，很多事情就没有答案，只能认为是文明的代价。而如果否认这个假设，你就变成了电影里的大反派。理想主义者的痛苦莫过于此。 ​

有一个显著差异是——“彼豆故事里的女主人公在寻找自己的幸福方面，比我们童话故事里的女主人公要积极得多”，她们“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长睡不醒，或是等待别人来归还一只丢失的鞋子”

色欲的条件是不可知，你对太了解的东西是没有欲望的，不知道，不了解，不清楚，无法预测才会产生欲望（所以夫妻相处久了就没有欲望了）。但是不可知不是一个绝对的状态，不管欲望的对象是什么，总会由不可知变为可知，那时欲望就消失了，所以绝对的不可知，也就是绝对的欲望，只有死亡——所以在弗洛伊德的哲学里，人类的欲望只有两种，爱欲与死欲。但弗洛伊德会区别这两种欲望，只有在日本作家的感觉里，这两种欲望才相通。

可知和太了解不对等，你说得对。但是不妨这样说，不可知是欲望的一个条件，我说的了解是指对象而言，当你了解一个人，他身上不可知的部分就似乎不存在了。所以爱情和欲望不是一回事

突然想起昨天关于虚无主义的讨论：我认知中的虚无主义，是指意义的消解。不是简单的说某个东西没有意义，而是所谓的“意义”在一切层面上都不存在。于是虚无的对立面并不是有意义（意义甚至不存在于它的对立面）而是有感觉。所以我理解的虚无主义的代表应该是契诃夫的那篇《在流放地》，昨天以逸说的迎面撞见世界的虚无，就是说，一个感觉敏锐的人突然发现这个世界要求他迟钝，要求他没有感觉（又想起那天和维参的讨论，他说存在的负疚并不是一种虚无主义，对的，存在的负疚并不是虚无主义，而是撞见了虚无

我记得塞林格有篇小说里讲到，你知道爱是什么吗？爱是想要触碰却收回的手——但我觉得还有比这更向前的阶段，爱是恐惧受伤，想要收回却还是伸出了的手

如果说真理是越辩越明的，那即是说公开的讨论会揭示出真相。如果讨论不被允许或者讨论是单方面的，那么真相就会永远隐没在阴影当中，某一单方面想要垄断叙事也变得容易起来。

汉娜·阿伦特也在《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s）》中表达了基本相同的意见。正是她在1950年代第一次提出了“公共领域（public realm）”这一概念。阿伦特认为，公共领域既是多样的又是统一的。人们从不同地方，不同方向对同一位置进行观察，聚集在它周围的人在多样性中看出了统一性。所以公共领域的现实性依赖于多样与统一的同时存在。另外，真理或许本就是虚无的。在公共领域中，公众应“以意见取代真理，以意见掌握真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世界，发表不同的意见，没有人掌握的是绝对的真理。意见相互交流，公众才能对共同的世界有完整更多了解。

厄姆教授在《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Personal Connections in the Digital Age）》将媒体分为“贫媒体”和“富媒体”。简言之，富媒体的信息传播线索少而单一，但它传递的内容可以更复杂；而贫媒体的信息传播线索则多而复杂，只是其内容往往简单明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新浪的重点产品从“博客（blog）”到“微博”的转变就可以被看做从富媒体到贫媒体的转向。后者的交互性质清楚说明它并不鼓励长篇的内容，更不鼓励长篇的回复，而是鼓励短小精悍、可以被快速浏览的内容，鼓励进行快速的、病毒式的扩展和复制（go viral）。

不敢看关于缪可馨小朋友的新闻。因为从小到大，对于写作文这件事，我太清楚自己是如何一点点从欢喜到自矜，又一转而为厌恶，最终只剩下彻底的恐惧，分数起起落落，老师又爱又恨，而无论怎样，我都只觉得屈辱和难堪。大学以来，渐渐发觉周围很多和我一样在高考志愿表里填满中文系的人，当年考得最失落的一门都是语文，而语文卷子上答得最不好的题目也都是作文。所以我想，错的并不是我们。但从考完语文的那个上午到今天，我都不敢告诉家人，那区区八百字我根本就没有写完，虽然明明还有时间，但我只觉得恶心。后来一志愿落榜，自然而然，而这大概只是自杀中最轻微的一种，随人潮涌到悬崖边，却害怕得闭上了眼，想等他日回魂，再缓缓拾起肉身。而在很久以前，哈代就写，会有另一代人：The Doctor says there are such boys spring up amongst us — boys of a sort unknown in the last generation — the outcome of new views of life. They seem to see all its terrors before they are old enough to have staying power to resist them. He says it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coming universal wish not to live.

最近觉得对创作来说，很重要一点是“就算没有反馈也要坚持”。这个反馈有可能是注意力、赞扬、工作机会、钱……有可能在创作期间都没有，创作结束也不一定得到，途中还会反复纠结自己到底做得好不好。总之，只能往前走，一旦停止，那就前功尽弃。

大学室友离职四个多月了，最近她申请了去广西的动物保护基地体验与中华白海豚和白头叶猴共处的志愿项目。原本可以留在腾讯游戏的朋友放弃了offer，申请去纽约读了研究生，毕业后留在那里做大部分人都看不懂的电子装置艺术。还有一位大学同学毕业后在东莞创办了进行工人职业教育和扶助的组织，后来组织被取缔，自己也遭到禁足。这是唯三我认识的不遵循社会时钟的人。跳出来的人，各有各的喜乐和隐忧。按照社会时钟准点上班打卡的人，大多都不满足现状。这样的雨天，我还没动过念头去看看西湖的荷花，过一个大多数的人生，无趣极了。

看到一个新的概念叫“社会时钟”，觉得很形象。 我们每个人最开始都在“社会时钟”的体系中走着：什么时候上学，什么时候高考，什么时候谈恋爱，什么时候找工作…… 在这个时钟的规定下，很少有人会去思考这样的进度有没有问题。 直到我们走出校园，有了更多自主权，有些人的时钟才开始乱了节奏。 有的人开始思考“老鼠赛跑”和“放羊娃”式的人生究竟意义何在，然后努力挣脱这种被社会定义的人生；有些人察觉到了不对劲但依然被社会的惯性推着往前走。 而那些对社会时钟毫无察觉的人，我觉得是最幸福的，只要认定了现在所处的时区永远是最正确的时间，就能够心安理得、即使有怨言也告诉自己“这是正常的”而继续过下去。 最痛苦的是那些不相信社会时钟，又挣脱不出现有时区的那一批人。在国内的大城市，这样的人，几乎是最多的。

人工智能是一种工程而不是科学。极少的决策者能理解这一点。这是诸多乱像和极大浪费的一大根源。人工智能系统和通讯系统一样，是由极多的组件以精密的配合，在恶劣的（数据）环境下，考虑无数相互矛盾的需求，尽可能降低成本，才能切实有效的。指望有神奇的算法就能解决问题，和迷信大力丸没有任何区别

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能自己去探究真相，而标题党又不能枪毙，所以你们这个世界也就这样了。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在日常生活中，工人阶级比资产者仁慈得多。乞丐通常都几乎只向工人求乞。他们（指乞丐）几乎专门靠工人的施舍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他们只能指望工人的同情，因为工人根据切身的体验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而且他们自己也随时都会陷入。

我们如何频繁地受到人类野蛮本能的控制？心理学进展和科技进步又如何被专家们利用，变成施加在我们身上的诡计？我们如何沦为群体意识的囚徒，一再重复党同伐异的历史？

关于政治正确，人们说了太多，而且还在继续，但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明白，它们仍旧是受意识形态鼓动的“义务治安委员会”。当然，我并不是在说共产主义的火把被交到了政治正确拥护者的手上。我是在说，思维习惯会在我们尚未察觉之时就被吸收。指导别人做事明显很有吸引力，我之所以用这么简单粗暴的方式而不是用学术话语把这件事情讲出来，是因为我觉得这种行为本身就是简单粗暴的、原始的。深藏在人的意识深处的，就是命令、控制、设定界限的需求。艺术，一般而言的艺术，总是难以预料、标新立异的，它们试图尽最大的努力让人觉得不舒服。特别是文学，激励着一批批委员会、一代代日丹诺夫和义务治安员来对其做出道德化的要求，乃至审查和迫害。令我困扰的是，政治正确拥护者们可能并不清楚他们的模范和先驱是哪些人 ；更令我困扰的是，也许他们知道，但压根就不在意。

“不容异议”并不是政治正确发明出来的，它很明显是东欧共产主义的产物。如果说不容异议的思想—更别提专制统治—统治了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高校，那么相同的思想态度也已经感染了西方，而且几乎成了高校的基调。我们都见识过。在英国的市镇委员会和学校委员会里，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校长或老师受团体或者“猎巫阴谋集团”的侵扰，后者使用的是肮脏有时甚至残忍的伎俩。他们宣称当事人是个种族主义者，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个反动分子。一次又一次，当事人上诉到更高一级的权力机构时，团体的伎俩才被认定是不公平的。

他对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一直持严厉批判态度，总是站在弱者一边观察问题，从社会的最底层看历史。

在《走进中国城市内部》这本书，他还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史学观念。“研究日常、研究下层，说到底是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虽然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强调，‘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但我们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对这个动力却十分轻视。……我们的史家热衷于宏大的政治叙事，还在于我们受‘定性历史学’的影响。这个‘定性历史学’显然源于中国史学‘臧否人物’的传统。在这种传统影响下，史家更重视的是价值判断，而疏于探索这种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更谈不上在历史的语境下，对某个事件和人物的行为，作出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了。……研究历史应该是作为一种学术和文化事业，应该与功利和运用相脱离。”

“整个 20 世纪中国政治社会的演变，都是朝着国家权力不断强化、无限扩大，而社会逐渐缩小的方向发展，从 1950 年代最后到‘文化大革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控制开始有所松动，逐步让社会发展，包括各种社会组织的出现，给人们更多的自由度，虽然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我们仍然处在这个过渡的阶段。任何权力都需要制约的，无论多么成功的、多么好的政府，其权力也需要制约。”

“在整个 20 世纪，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文化逐渐改变甚至取代地方文化。……过去各个地方的文化差异很大，虽然现在也还存在差异，但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交通的发展、媒介的发达，文化的独特性越来越少，地方文化日益消亡，文化逐渐趋于同一。”

当你发现，你生活里的所有问题，在网上都能找到答案，这也就意味着，你的整个生活，别人已经过过了。

二手人生是这样一种处境：你发现你在生活里遇到的所有问题，在搜索引擎里都能找到答案。

“我想要的是启迪，或者心灵的宁静，而不是钱、特权、名利或者其他这类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不会以自我为中心，不会寻找自我，我跟所有人都一样。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看到很多软弱的人，大家觉得软弱的人起码是无害的，但是软弱的人因为很多事情做不到，他会预防性的攻击，他会说谎，或者种种的……会很阴暗。

这本书的写作让我记起，有那么一个时期，人们秉心直言，无所畏惧——可从那以后，已经有太多真相被湮没了。

有一天，这部机器的运转会变得如此可憎，让你们心里如此难受，以至于你们不能再参与下去……你们只能把自己的身体垒在齿轮上……你们必须迫使它停止运行。

“一个人就像一支队伍，对着自己的头脑和心灵招兵买马，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

“你让顾准来理解，他不会这样理解，这是一种智力的懒惰，把一个原因简单地归结为一件事情，或某几个人，都是智力上的懒惰。”

总还有些变化吧，比如说，政治面貌？其实也说不上什么变化，1999年开始上网之后，因为网上辩论，发现自己在向理性底线不断退却的过程中，退到了一个叫做自由主义的地方。其实从来没有刻意在某一个阵营里安营扎寨，但是接下来的7年里，我发现自己在几乎每一场政治辩论里、对每一件事物的看法里，都不断回归到这个立场，最后不得不承认这个立场对于我具有一种地心引力。 7年来，我已经从一个自在的自由主义者变成了一个自为的自由主义者。我并不比以前更反动，但是我的反动比以前更顽固。 顺便说一句，自由主义不是我的政治信仰，它只是我的政治底线。事实上自由主义真正关心的只是底线问题，而其他主义者关心的大多是蓝图问题。

读与延安整风相关的著作，读来读去，结论只是：一切洗脑的成功要旨，不过在于帮助人们逃避自由。当一个体系能够用逻辑自洽的方式替你回答一切问题、并且保证这些答案的光荣伟大正确的时候，的确，为什么还要去承受“肩负自由的疲惫”呢？ 这是一场多么不辞辛苦的逃跑啊，几乎可以说是艰苦卓绝，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从另一个大陆又到另一个小岛。

但是给亲戚朋友买东西，总还觉得应该讲究点品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无聊，无聊到把什么都看透。把什么都看透之后，就觉得人的很多追求，比如巨大的房子，比如巨大的戒指，除了心虚，什么都不是。但再仔细想想，把什么都看透，追求的不过是一种智力上的虚荣，而且还伤害了自己活下去的兴致。所以附着在物质之上的很多“意义”，就像新娘头上的红头盖，还是不掀开来才好。

马克思说了，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那么生活，是不是也可以分为“简单再生活”和“扩大再生活”呢。吃饭睡觉买日品，那都是为了维持生命的“简单再生活”，我向往的是“扩大再生活”。看一本好书，发掘一个好CD，看一个好电影，写一篇饱满的文章，进行一场会心的对话，跟好朋友们吃一场欢声笑语的饭，这才是“扩大再生活”。 所以我不羡慕那些特别有钱的人，吃饭吃到燕窝鱼翅，睡觉睡在五星宾馆，也就是个花哨版的“简单再生活”而已。我不羡慕，我忙着自己那点光合作用呢。 但是，可悲的是，“简单再生活”总是挤掉你“扩大再生活”的时间精力。

最近好像就是这样。没怎么看书看电影，没怎么写东西，没怎么和朋友们谈心。我觉得自己，在一点一点枯萎下去。然后忍无可忍了，终于去看了一个话剧。故意选了一个主题沉重的剧，一战，苏联，英国，艺术，虚无，精神病院。 热泪盈眶地出了剧院，走在纽约盛夏闷热的大街上，我终于精神抖擞起来。脑子里拎了那多么沉甸甸的情绪、问题，好像去了一趟银行取款机。蔫不拉叽的菠菜浸到冷水里，咕咚咕咚喝了一顿，重新神气活现地挺起来。

我们应当尊重个体,如果某人在无损于他人权利的前提下,按照正义二原则获取利润,并在交易中恪守公正。那么,它就成为非正义的,将成为一种以强权掠夺的形式。

现代政治学者，研究权力如何发生才是合法的，大都认为应以同意为基，人们把自己的权利让度出来一部分，以换取社会合作。这是一种逻辑次序，而非历史的次序。在历史上，从最早的神权，到后来控制分配，通过战争来建立国家，这也管那也管，种种权力，哪有一点是同意而来？

你把每个人都带到同一个起点,然后你依然会感到困惑,事实上总有些跑的快,有些跑的慢,你能做什么? （呵呵,）一些批评家（鼓吹）更进一步的平均主义概念,他们认为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妨碍那些跑的快的,让他们穿铅鞋。但是谁又会想要这么做呢?（因为）那样会完全颠覆"赛"跑的本身意义。

所谓反思的眼光，就是从那种“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的忠奸观抽离出来，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中被颠倒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集体与个体的关系、道德与制度的关系。

在兰德看来，宗教、民主、福利国家、共产主义都是在试图埋葬个人的自由意志，从而捣毁人之为人的本质。

如果说美国人总在想如何改变世界，那么，中国人想得更多的是，如何适应正在改变中的世界，他们更乐意改变自己的生活，这是商业价值观——广而言之，更是人生观的区别，也是很多美国与中国商业故事的不同起点。

中国迄今仍然是一个非典型的现代国家，政府掌控着近乎无限的资源，庞大的国有资本集团盘踞在产业的上游并参与政策的制定。互联网是罕见的阳光产业，因变革的快速和资源的不确定性，国有资本迄今没有找到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和获取垄断利益的路径。互联网为这个国家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商业进步和社会空间开放，同时也正在造成新的混乱和遭遇更具技巧性的管制。这显然是一个没有讲完的故事，博弈正在进行，没有人猜得到它的结局。

一位成熟的商业从业者，应该具有两个坚定而又强烈，同时也相互矛盾的信条：你必须破坏原有的秩序和道德规则，同时，你必须致力于秩序和规则的重建。

虽然这些失灵值得批评，但因此把民主制度说得一文不值却是一种智力上的懒惰。承认民主既给美国社会带来很多切实的进步和改善，同时也承认它还是有无力解决的问题，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杯子不是满的，同时也承认半满的杯子总比全空的杯子要好，才是一种智力上的承担。

由于民主政府的本质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的多数人绝对主权，一个多数群体必然会有权力去压制少数群体。正如有绝对权力的个体会滥用他的权力，有绝对权力的多数群体亦会如此。鉴于公民的平等状态，我们可以预见一种新的压迫形式会在民主国家中出现人心中有一种对平等的恶癖，那些弱者会试图将强者扯到和他们一样低的位置上，从而使人爱好奴隶的平等甚于自由中的不平等。不幸的是，托克维尔所预见的向下的平等的确在后来的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但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某些共产主义国家的极左年代里。极左年代里对知识群体的迫害，对财富精英的毁灭，对个体追求个人发展的压制，对多元文化艺术追求的打击，都印证了托克维尔人类将走向向下平等的判断。而这个惨烈的画面之所以没有在美国出现，就在于托克维尔忽略了一个小小的因素：自由。政治自由、市场自由鼓励多元，鼓励竞争，鼓励参差不齐，鼓励精英主义，从而消解一个固定的多数群体，将它打散成一个个随时变换组合的利益群体。就是说，自由是中和民主的一种碱，调和民主天然蕴藏的腐蚀性的酸。

因为我们发现，没有自由的民主，最终会蜕化成以民粹面目出现的极权主义。

如果说劣质的民主，正如专制，是给个体提供一个隐身于群体之中的机会，那么好的民主则鼓励每个人成为他自己，依赖于每个人成为他自己。把一个人永远地抛回给他自己，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呢？勇敢的人和怯懦的人，勇敢的民族和怯懦的民族，也许有不同的回答。

我总觉得，煽动家和思想家之间的区别，就是煽动家总是特别热衷于抢占道德制高点，而思想家总是热衷于指出道德制高点底下的陷阱。所以煽动家总是在话语的盛宴中觥羮交错，而思想家总是在惴惴不安地担心谁来为这场盛宴买单。

毛主席说过，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相比之下，中国有多少文艺作品在守护我们的集体记忆呢？越战之中美国阵亡士兵不到六万，就引起了如此波澜壮阔的文化后果，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死亡成千上百万，我们有几个电影反映那些苦难？与麦卡锡主义时代接近的但迫害程度惨烈得多的中国“反右”，又引起了多少文化上的回音？面对血流成河的土改、镇反、文革、四清，我们的奥利弗?斯通在哪里？我们的《晚安，好运》《战争的迷雾》《弗罗斯特/尼克松》在哪里？显然不在《上海宝贝》里，或者《大话西游》里，或者《无极》和《遍地尽是黄金甲》里。权力固然封锁了记忆，但是社会本身、公众本身又有多少回忆的冲动、诉说的冲动、用历史的火炬去照亮未来的黑暗的冲动？？

当时有一个候选人的回答，最贴近我的想法，他说：政府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帮助他们自己。我之所以喜欢这个答案，是因为它暗合了我的主张：一方面，它主张政府应当“为人民服务”，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服务的方式不是直接给公众“喂饭”，而是通过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制来帮助他们自力更生。如果说历史一场演出，那么公众应该是舞台上的演员，政府则应该仅仅是搭舞台的、打灯光的、放音乐的“服务人员”而已，既不能通过直接参与演出来“与民争利”，也不能通过对演员指手画脚来干扰演出。

达尔最著名的书，当然是那本《Polyarchy》（《多头政体》），在那本书里，他指出，民主和专制的区别并不在于“个人统治”和“民众统治”的区别，而在于“一个少数群体统治”和“多个少数群体统治”的区别，所以“民主”这个词对于形容我们现在经验里的代议制不确切，是种幻觉，更好的说法是“多头政体”。

当年的红卫兵现在已经是中老年人了，可是，这个庞大的群体就好像消失了一样，那么多人对当年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提起。红卫兵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只是他们选择了遗忘。 可是，历史是无法被遗忘的。

他说：孩子，你觉得这个杀人案很变态很恐怖？ 少年回答：是啊，肠子都给掏出来了，一个老头杀死了另一个老头。 念书老人说：你发现整个社会都很黑暗很不公平很不可思议才是真恐怖。 少年若有所思，随即又放弃了思考，他招呼同伴说：该上学去啦，和咱有什么关系。 念书老人对少年们说：你们的父母，你们的爷爷奶奶，很可能就是红卫兵，他们很少提当年的事，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感到后悔，你发现你的父母当年隐瞒过的事情，才是真恐怖！

即使是生活在泥潭里的人，也向往着美好的明天，正如黑暗中的向日葵始终能够辨别阳光的方向。

我们看到的直线只是无限大的圆圈的一部分。

梁教授请教了一个关于宇宙的问题，这也是想考证一下猫脸老太的能力。 猫脸老太回答：宇宙的真相就在尘埃里。 梁教授说：时间与空间的边际在哪里？ 猫脸老太说：我们想象一只蚂蚁爬过铺在桌面上的报纸，我们认为蚂蚁是一个平面生物，是一个点，在二维的报纸平面上移动，它需要一定的时间从报纸的一头爬到另一头。如果把报纸从中间卷起，报纸的两个边缘连接在一起，起点连接终点，二维卷曲成三维，蚂蚁神奇般的只需要踏出一步，就能够以它所达不到的极限运动速度，从起点立刻穿越到终点。蚂蚁的速度可以比喻成人类所理解的光速。人类生活在三维空间，宇宙是高维空间，三维世界的人无法理解十二维空间，至少现在理解不了。

写毕业论文的时候看了不少红卫兵传记，从此简直讨厌青春了。年少，口号，不知天高地厚，以为大地在你脚上，荷尔蒙武装起来的正义感，这些东西搅和起来，人就操蛋了起来。而这操蛋中最操蛋的一点，就是那貌似反叛精神中隐藏的谄媚情结以及羊群心态。

环顾四周，被颠倒的“国”与“民”关系仍然远未被拨乱反正；习惯性谎言对人的智力羞辱还在继续；一句“制度的问题”反复被用以推卸作恶中的个体责任；政治问题道德化或经济问题道德化，为民粹主义培育着延绵不绝的土壤；以儒家观念或者西方极右话语否定“政治平等”之价值，将自身预设为精英然后翘着兰花指赞美前现代式的精英主义；对精致品味与审美旨趣的追求遮蔽了很多知识分子的真问题意识……这本书试图传递的信息是，既需要对国家之顽固、也需要对普通人之麻木，乃至知识分子之矜骄说“不”。

有一种民意叫伪民意。在一个多元意见、选择自由不可能的环境里，民意只能被认作是伪民意。即使它是真民意，你也无从知道它是不是真民意。

鉴定民意的真伪，标准不在于民众选择的那一刻是不是真诚，而在于他们在形成意见时讨论是否自由、观念可否多元、信息是否充分。没有自由讨论基础的民意，就像一年四季只吹西北风的树，长歪了毫不奇怪。

愤怒之所以令人上瘾，大约是因为愤怒是通向正义感的捷径。人是需要自我认同的，换个现在流行的说法，人是需要“存在感”的，而正义的自我认识是这种“存在感”的要素之一。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逻辑和论据当然不可能说清所有的社会现象，而且同一组数据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诠释，同一个问题也可能找到不同的数据，但是有逻辑和论据总比没有更好一些。中国近当代知识分子里我最爱的还是胡适和顾准，因为在一个几千年陶醉于“意境美”的文化里，他俩一个讲实证精神，一个讲经验主义。不狐假虎威，不故弄玄虚，倾心于“此话怎讲”和“何以见得”这样朴素的思维方式。当然他们因此也分外孤独，在其所处年代里，简直可以说是孤鸿哀鸣。今天的知识界是否好些了呢？我放眼望去，一堆人在玩前现代，另一堆人在玩后现代，独独中间那一望无际的空地上，仍然人迹罕至。